柴春泽：人生的分号（二）

    1973年下半年，辽宁省开展向吴献忠学习的活动，动员知青扎根农村。这年的8月末，昭盟团委召开全盟有线广播大会，号召全盟知青学习吴献忠，盟团委知青办通知我作为知青代表到会发言。我在会上表了决心，提出“扎根农村奋斗60年”。回到知青点后，收到父亲给我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还盖着印章，显然信中有秘密，点内的知青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想，也许他们知道了信中的内容。打开一看，是父亲决定让我服从他和煤炭局的意见，准备招工回城。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可能同意父亲意见离开农村回城的，如果回城，知青们会怎么看我?于是，我写信拒绝了父亲让我回城的意见。有不少观点都是在盟里开会发言时讲过的。1973年9月2日的一个雨休天，我一口气写完了这封信，为使知青点同学相信我扎根农村决心是真的，又主持召开全点知青大会，在会上公布了和父亲的通信。
    知青们都惊呆了，女知青刘英说：“柴春泽是不是疯了?”会上，我说，这封信我不发，请团支部书记刘立新同志去邮局发。会后，刘立新就照办了。不久，辽宁省知青办派人来昭盟调查知青工作，从筹备全盟知青会的同志那里了解到我的情况，省知青办的人说：“柴春泽是不是昭盟的吴献忠啊！”
   1973年 11月，旗盟都召开了知青代表会议，会议安排我在大会发言时，建议我讲一下和父亲通信的事。我那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给别人的信都抄在日记本上。在会上发言时，我就全文念了父亲的来信和我的回信，反响很大。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知青慰问团成员也参加了大会，一些代表要求印发我和父亲的通信。《辽宁日报》驻赤峰记者站记者写了内参，新华社也写了内参，内参一发，辽宁省委领导就知道了。但这些情况我并不清楚。《昭乌达报》很快发了《中共
昭乌达盟委通知》，通知号召学习我给父亲的回信。《辽宁日报》头版以《小将的挑战》为通栏标题，刊发了我和父亲的通信。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对我给父亲的复信做了全面报道。紧接着，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都来采访，本地区和辽宁省各地，还有外省—些知青和应届毕业生，陆续来玉田皋青年点参观。为搞好接待，公社向盟旗打报告，建立了公社接待站，接待站内设招待所。我除在本地做报告外，还应邀到北京、天津等地做报告。北京团市委、知青办，天津工、青、妇组织和知青办都先后召开大型报告会，请我去讲。1975年春，我做为知青代表参加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赴日本进行旨在促
进中日友好条约缔接的友好访问；1975年秋，做为全国12名知青代表之一我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并与邢燕子大姐等知青代表联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决心扎根农村学大寨。我们还收到周总理署名的参加国庆宴会请柬......
    这一现象很快就被西方世界发现，1974年初，英国〈泰吾士报〉报道：“目前在北京围绕着柴春泽正搞起一个小小的崇拜，他是一个公社的青年，拒绝了他父亲要他回城的要求........"苏美电台也发出评论说："北京又在蒙骗一个叫柴春泽的青年，他属于一流典型，只是二流类的典型......"
    这时各级领导都更加关心我了，都说，“这下你可真的走不了，只能在农村长期扎下去，可不能成为‘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啊！”
    怎样才能不能成为‘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呢？只能紧跟党，电台、报刊是党的吼舌、代表党中央的声音，因只要是党报党刊我总是约稿不拒、写稿不过夜，因此发表了大量极左文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