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王志远

我们的王政委 ——

纪念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王志远政委逝世十周年

王志远政委

黑龙江农垦总局原北安管理局局长
王志远简历

1927.12.3——2009.9.8

• 1927年12月3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一户贫农家庭。

• 1938年——1941年在双城县三姓屯小学读书。

• 1942年——1943年在双城县三姓屯劳动。

• 1944年——1945年在双城县杏山堡优级学校读书。

• 1946年——1947年6月在双城县三姓屯劳动。

• 1947年7月——1947年10月参加三姓屯农会，书记。

• 1947年11月——1948年2月参加南满武工队，队员。

• 1948年3月——1948年7月参加双城县委干部训练班，学员，入党。

• 1948年8月——1949年6月参加双城县调查组，调查员。

• 1949年7月——1950年6月双城县十二区区委，任组织委员。

• 1950年7月——1951年8月双城县十二区，区长。

• 1951年9月——1951年10月双城县十二区，区委书记。

• 1951年11月——1952年2月双城县二区，区委书记。

• 1952年3月——1952年10月中国农民代表团，团员。考察苏联农场建设和管理。

• 1952年10月——1957年松江省农委（农工部）调研员。

• 1957年——1965年6月黑龙江省农委农场处，调研员，副处长。在此期间还担任过曙光农场（宁安县）场长，书记。

• 1965年7月——1969年9月赵光农垦局代书记。

• 1969年10月——1970年初兵团一师整党宣传队，队长。

• 1970年1月——1972年10月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第二政委。

• 1972年10月——1976年3月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第一政委（在现役军人主管农场工作时期，王志远属于极为罕见的一把手地方干部）。

• 1976年3月——1980年6月内蒙古呼盟管理局，副书记，副局长。

• 1980年6月——1985年黑龙江农垦总局北安农场管理局，局长。

• 1985年——1987年农场总局驻哈尔滨办事处，主任。

• 1987年离休。

• 2009年9月8日在哈医大一院因病去世，享年82岁。

王志远在兵团一师三团工作的6年期间，充分发挥非现役干部懂专业会管理的条件，积极而有效地配合和促进了三团的现役军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并亲自主持了平反 “文革”期间农场抓敌特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他在三团的农业生产中恢复了定额标准管理，在1975年使三团扭亏为盈，实现农业大丰收。

他特别善于调动知青的劳动积极性，1974年曾组织三团建设砖场的青年突击队，並亲自授旗，点将出征。大干一百天建成十八门大砖窑。同年麦收季节，三团四营辰清地区因遭遇严重涝灾面临巨大农业损失。紧急时刻，王志远集中了全团十多支钐刀大队奔赴辰清，胜利完成了抢收任务。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的北大荒博物馆在介绍垦区老干部的展区内展出了王志远生前留下的一段话:

说到老北大荒人对知青的影响，从红色边疆农场返城的很多老知青都会提到他们当年的3团政委王志远。

三团政委王志远

王志远是在兵团时期为数不多的非现役的团政委之一，他是个农业专家型的管理者，考察学习过苏联农业机械化经验，亲身见证和参与了黑龙江省西部垦区的发展历程。在他于1972年升任3团政委时，这个团还是一个低产亏损团。在他和团长段松魁带动一班人推行经营改革期间，发挥知青的突击队作用成为了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让知青服气的老北大荒人，不但要有水平，而且要有人品，王志远正是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长者。我虽然无缘采访这位业已去世的老人，却能在知青的讲述中分明感受到这位老北大荒人的昔日风采：

他思维缜密，作风踏实，和蔼可亲；他的三个孩子全部在基层连队务农，无一人借助父亲的权力获得被推荐上学的机会；

他组织突击队建设砖厂，调动三百多知青分三批上阵，计划百日竣工的任务仅用60 多天完成；

在他升任政委三年后，3 团的生产实现扭亏为盈……

王政委（右二）工作照

很多原本在自身未来规划中并无务农设想的荒友之所以能够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得到积极有益的人生积累，都和王志远这样的老北大荒人的榜样性引领相关。倘若知青们在边疆感受到的环境氛围和领导风气是利己、无为、封闭、压抑、腐败甚至迫害，他们的下乡感受以及社会认知就注定会是另一种样子。

一个社会没有坚实的基层支撑力就会跌落，支撑力不均衡就会倾斜。老北大荒人合成出的是一种沉默而可靠的大局支撑力，他们撑起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也撑起了知青们在漫长边疆生活中的人生基石。

他们是黑土地的脊梁。

1师3团45连的知青指导员魏峰在《生命中的兵团》中对王志远政委有关的回忆：

“兵团的生产绩效被李先念副总理批为‘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之后，兵团闻风而动，开始了扭亏为盈的努力。‘老农场’王志远这时已担任3 团政委，他决定拿45连这个全团最大的连当试点，改革大拨轰的生产管理方式。他带着几个生产参谋来到45 连，和我睡在连部的一个炕上，白天跑地号，晚上开会，为了解乏，晚上睡觉前他会拿出一瓶枸杞子泡酒喝上两口。

三团政委王志远

“一个月忙下来，王政委拿出了成果。他组织编写了3 本小册子：一本是《农场农工劳动定额手册》，一本是《农场农机工劳动定额手册》，一本是《生产成本核算手册》。我的任务是在45 连把劳动定额和成本核算这两件事先做起来，成功后在全团推广。王政委在临回团部前对我说，送你一个锦囊妙计：不靠天不靠地，全靠有个好统计。定额管理能不能落到实处，必须加强统计和监督。你要是没有一个好统计，一切白费。

……

“1975 年冬季，3 团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大会战，我们支部研究后认为，45 连修水利的主要任务是防山洪，小河西的地形靠山，一到雨季，洪水从西大沟的山口流入耕地，就造成涝灾。要锁住水龙，就要在西大沟山口处挖一道防洪渠，把水引到小河西的河里去。由于西大沟的沟口常年积水，是一片沼泽塔头地，五千米长的排水渠只能在冬季施工，而西大沟远离连队驻地，要施工就要先建起一条道路从驻地直通西山。我把这一路一渠起了名，分别叫作金光大道和胜利渠。

“11 月，全连集中了三百人开始修金光大道。施工路段多为砂石土质，冻得钢钢硬，一镐打下去，石渣四溅。战士们的手套不知磨坏了多少双，经过全连10 天苦战，一条宽10 米长8 公里的道路修成了，会战胜利渠的条件具备了。

“这时机务排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机修，后勤排也上山拉柴禾去了，挖胜利渠的担子落在了剩下的二百多农工排战士的身上。

“此时的农工排已是强弩之末，出现了厌战情绪。几次推荐知青上大学，骨干分子培养出来一茬，走掉一茬，知青的心气和凝聚力大不如前。西大沟距离连队太远，每天走到工地就要一个半小时，还没等干活儿，体力就损失了一半。知青们都知道西大沟是有名的风口沼泽地，严寒路远，不是人去的地儿。大批的病假条送到了连部，有的知青甚至说：就是不开工资也不去西大沟受那罪！

“如何调动知青们的积极性？这成了困扰我的大难题。现在办这事不难，用物质利益驱动就好使，但兵团不能发奖金，剩下的选项就只能是政治驱动。可宣传动员这一手在兵团初期还行，知青满腔热血，军人雄心勃勃，都要往前走。但到了1975 年底情况就差多了，人疲了，心散了。你想啊，两三个月后连兵团都宣告撤销了。这时我想起了王政委在1974 年3 团建砖厂时组织全团青年突击队的办法。

         王志远等团首长和砖厂建设突击队合影

战友之旅探望三团老政委

作者：王德俊

知青代表王德俊、范立强、张旭朝受战友之旅委托，于2009年8月8日专程前往原三团政委王志远家中探望并进行慰问。后得知王政委已于9月中旬辞世，本录像记录了王政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家中坐在轮椅上因为失语，用写字板写下最后的遗言："'谢谢你们，我有幸见到你们，可能是最后一面，我一生为知青服务。"   

这段视频是我们30连《战友之旅》2009年8月7日重返黑土地第二故乡时，在哈尔滨短暂停留时由总领队王树林安排3名知青代表，在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协助下派出专车来到三团政委王志远的家中进行慰问。

当时王政委已经失语坐在轮椅车上，短短25个字他老人家用笔写了3个多小时，在我们回到北京后其家属王卫平（曾在十连当战士后调到团看守所）来电话告知王政委已于9月8日病逝。战友之旅在8月10日黑河知青博物馆开馆仪式的前一天，将这块留有王志远遗言的写字板捐献给黑河知青博物馆永久珍藏。

范立强和王政委握手

后排左二王德俊，右一范立强。后排另外二人是王政委二儿、三儿，大儿已去世）。王政委当年把三个儿子都送往三团的农业连队当农工，他作为掌管知青上学、返城生杀大权的团政委，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送去上大学。

老政委，您一路走好！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的兵团战士永远也不会忘记您！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战友

老知青为你流泪——怀念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团王志远政委

王志远政委

天津知青徐艳芬

2019年9月8日是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王志远政委去世十周年的日子，当我看到原45连指导员维峰制作的《北大荒人的怀念》影集时，禁不住的潸然泪下，记忆的闸门渐渐开启。

（一）下排当“兵”

作者：徐艳芬 

1970年的夏末初秋，位于黑龙江畔的小河西45连整党进入了组织调整阶段，我从四排（唯一的战备值班女排）被调整到六排（农工女生排）当排长。我觉得是组织不再信任自己了，心灰意冷之下，递交了辞职申请并要求到猪号去喂猪。这件事竟然传到了来我连巡视整党工作的王政委耳朵里。一天早上，通讯员“小萝卜头”通知我马上去趟连部有急事。我忐忑不安的来到连部，整党工作组女成员小顾热情地迎上来，指着身边的王政委问我“认识王政委吧？”我说“认识啊，整党动员时政委讲过话。”她又转身对王政委说：“这就是刚才说到的六排长徐艳芬”“政委找你聊聊，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政委谈谈吧”她随口交代。我哪有资格跟政委谈话？王政委好像揣摩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这个当政委的，也得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这整党，是不是整出了团结，整出了干劲儿，干部群众是不是满意？”说着，政委看了看表，话锋一转问我“你们排今天安排的什么活啊？我去给你当天兵怎么样？一切行动听你指挥！”这话突如其来，是开玩笑？不容我质疑，政委真的下我们排当“兵”了。

“全体注意 ，成横队集合！”我开始整队，大家迅速的排好。“‘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齐步走！’”政委排在队尾随我的口令做着标准动作跟随我们出发了。今天这支队伍一改常态，士气高昂，精神焕发，刷唰的脚步声吸引不少惊奇的目光。我不由自主的做了个深呼吸，多日的压抑得到了释放。

清理地块的劳动开始了，王政委挽起袖子，动作灵活身手矫健，一看就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战士们更不肯示弱，搬得搬，抬得抬，都是抢着重活干。汗水湿透了衣衫，泥土弄脏了脸庞，但我们的心里无比的快活，因为，政委和我们在一起！休息时，我们一起聊天，政委每提出一个话题，战友们都有一大堆话要说。他耐心地听着，从不轻易打断，大家充分享受到了受尊重的快乐。战士们发自肺腑地说“政委人真好，这样的首长我们欢迎！”

收工了，我们回到连队，政委一直跟着队伍走到宿舍门口直到解散。我见政委要走，赶紧上前一步说：“马上开饭了，请政委和我们一起吃饭。”他爽快的说：“好啊。”这下战士们可高兴了，争先恐后的往食堂赶去，都恨不得让政委吃上自己打来的饭菜。

政委坐在炕沿上，接过馒头大口吃起来，我们围坐在他身边。边聊，边吃，那感觉，就好像又回到父母身边。

接触中，政委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我一言半语，身教重于言教，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诉我，工作就是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三六九等之分。他挽起袖子劳动的情景，与我们促膝谈心时慈祥的微笑，深深地刻入我的脑海，我体会了一个政委下排当“兵”的良苦用心。临别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个连队，排长很重要啊，别小瞧了自己。不管把你放在哪个排，都能把排带好，那才是好样的！”从那一刻，我就暗暗下了决心，在六排的岗位上，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政委的希望。

北大荒的功臣

后来，和政委更熟悉了，他每次来连队我们都可以增加对他的了解。政委出生在双城一个贫农家庭，1947年参加革命。1952年成为第一个中国农民访问苏联代表团成员，随团长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出访。他的任务是考察苏联农场建设经验，回国后，直接从地方调到省城哈尔滨担任黑龙江省农委农场处调研员。他参加了北大荒农垦总局所有顶层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国家一直把他作为专业学者来培养和使用。知道了他的这些光荣历史，对王政委我更是刮目相看。没有一点儿“官架子”，找不出一丝的居功自傲，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农垦，竟然有这样深厚的背景和资历！那您又是怎么到的三团呢？政委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1965年黑龙江农委决定调他到赵光农场局当书记，挂职锻炼，他二话没说，带着在哈尔滨生活了十多年的一家老小到了赵光农场局，结果赶上了三年文革政治运动，受到了冲击，最严重的时候跪过碎碗碴子。记得当时有人问政委：“您是老革命，您可以不跪啊！”政委坦然一笑：“那哪行？那不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坚持两点，一是相信党，二是相信群众。人生没有平顺的路可走，但只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的工作就会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路来。现在组织上把我从赵光派到红色边疆当政委，我就努力的为大家服务，争取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改变三团面貌。

这就是王政委，一个甘愿奉献北大荒的王政委！

王志远政委（左三）

三、“上学”和“退学”

1974年连队战友推荐我上了大学。（哈尔滨电工学院）8月份我到团部办调离关系，临走前，去见了王政委，他特别高兴地对我说：“机会难得，一定要好好读书啊！”王政委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欲言又止，因为还要赶路，我匆忙道别离去。

可是,来到哈尔滨电工学院，我这个“老初一”学起工科来困难重重,我给王政委写信汇报了学习情况。给他写信，其实就是激励自己的一种方式，并没有指望政委在百忙之中给我回信。但不久,我收到了他的亲笔回信。他的笔迹俊秀，一笔一划，几乎没有连笔,字与字之间的间距一致，书面给人一种整洁清新的感觉。他在信中鼓励我说:困难算什么，要攻克它，咱兵团战士是经受过锻炼和考验的,学习是新任务新考验，相信你一定也能打个漂亮仗!只可惜，这封珍贵的信件没能保存下来，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

政委对我这个普通知青上大学这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可他却把迈进大学门槛的儿子拖出了校门。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一件事：1972年王政委在八连的大儿子王卫国被连队党支部推荐上了北京某所大学，（当时尚未实行投票推荐）档案已报送学校，王卫国也向战友们做了告别，王政委知道后，立刻命令阻止，硬是勒令王卫国退了学。这不是太“残忍”了吗？王政委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

大家可能还清楚地记得，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我国实行过6年的推荐上大学。三团共有近万名知青，而当时的推荐名额仅有知青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如果上大学的推荐工作做不到公平公正，将严重影响知青的奋斗积极性。王政委是1972年被任命为三团政委和党委书记的，他为了保证知青推荐上大学的风清气正，亲自担任三团文教组组长。他要求把上大学的宝贵名额向生产一线的知青倾斜。领导干部不许开后门递条子，王政委有三个儿子，他通通下放到一线农业连队当普通战士。，王政委说，全团这么多知青都想上大学，为什么要优先我的儿子，正人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我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政委对我说“机会难得”的含义，也回想起政委当初“欲言又止”的原因，更曾强了对政委给我“回信”的感激。“上学”和“退学”一字之差，宁肯亏欠着亲生儿子，也不能坏了三团招生的风气，可贵二字已经不能表达我们对政委的敬意！

（四）“对得起”和“对不起”

1992年我去哈尔滨出差，李海利等战友告诉我 ，王政委1980年担任北安农场管理局的书记兼局长，主持了农场改革转型时期五年工作。1986年他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哈尔滨，退休时，是农垦总局驻哈办事主任。当我几经周折找到政委在农垦局宿舍的家时，这个三居室里竟然“家徒四壁”，除了几件老式家具之外，既没有豪华装修也没有值钱的摆设，他和老伴的穿着也很简单朴素。王政委见到我非常高兴，连声说：“谢谢你能来看我”！围绕小河西45连的话题，我们聊了许多。我问起他的孩子们，他说有一个还在农场正准备回来，有的单位不太景气。说话间，香喷喷的打卤面端上了桌。饭后从大婶那了解到，她没有工作和退休金，大婶告诉我：原来她是哈尔滨毛纺厂的工人，因为跟随王政委下乡到赵光，就丢了工作。文革后，政委恢复了工作又提了职，他今天给这个落实政策，明天给那个落实政策，唯独不给我落实政策。现在儿子单位也倒闭了，和我们一起生活，全靠他的那一份退休金，老头子就是不许我们向组织开口。”我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心里真是翻江倒海五味杂陈，鼻子酸酸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政委啊，您太耿直了！”一股对政委既嗔怪又心疼的情感涌上心头。作为三团的一把手和北安局的一把手，安排儿子上学，给老伴解决个工作没有丝毫难度，可是王政委没有为自己的子女和家人做任何事情，甚至有人暗示代为办理时，他依然不为所动。

离开政委的家，我一直在想，也许真的会有人说，他对不起家人。可我以为，他老人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用自己一生的坚守践行了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他用一个“对不起家人”，换得了无数个倍受敬仰的“对得起”，这是何等的光荣啊！这份荣誉不仅仅是他的，也属于他的全家！

三团政委王志远

2009年9月8日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王志远平静的走了，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金钱，却给北大荒留下了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王志远政委，我们永远怀念您！

2019年8月 

怀念王政委的几件往事

孙育玮

王志远政委是1970.1—1976.3期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先后担任第二政委和政委，当时我在三团政治处的宣传股工作。王政委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有缘认识的很有水平，又很好接近，令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领导。今年是他逝世的十周年，回忆起老政委的几件往事，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辰清三十六连蹲点

记得是在1975年的春天，团常委会决定每位团领导都直接负责联系一个营，并由团机关和连队抽人组成得力的工作组蹲点到该营的一个连队，以便深入基层以点带面地指导和抓好全团工作。当时王政委主动负责联系了刚刚从六十四团解散并入给三团的辰清四营，并把该营的三十六连（原辰清九连）作为蹲点连队。辰清四营大多为新建连队，地处偏远，连队分散，条件十分艰苦，积累的问题也很多，工作难度很大，而三十六连又是存在问题较为典型的一个。

我当时是从宣传股被抽到三十六连的工作组，工作组除王政委亲自联系指导外，成员有团干部股的刘怀然股长任组长，组员还有从连队抽调的苏学军（原七连后三十连的排长），加两位北京知青小罗和小武（女），他们也都是连队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或骨干。

工作组是三四月份进点，九十月份撤点，前后有将近半年。蹲点期间，王政委除了要奔波忙碌于全团的工作，还挤出相当多的时间来九连，一般情况下都是两三天就要到点上来看看。每次他都要认真地听取我们的情况汇报，一起商讨要解决的问题，或是亲自到连里开座谈会、找干部职工谈话。有时他干脆就住下来呆两天，和我们吃住在一起。晚上他和刘股长、我、小苏我们几个，就像家人朋友一样的睡在同一个炕上。政委他特别能熬夜，每次睡前都要和我们唠家常似的攀谈好长一阵，我们也都很愿意听他讲述一个老农垦人经历的故事（农会武工队、省委农工部、赵光农垦局…），听他感悟的人生体验和工作经验，有时我们竟没了睡意直至天明。那段日子我感觉，他既是一位可信赖的领导，但更像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如遇政委回团开会处理事务多日没来了，我们都会很想他。这不只是因为蹲点工作的开展要靠政委来把关定向，还因为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听到学到很多东西。

在王政委的亲自指导和营党委的积极配合下，工作组帮助连队通过重点整治粮食管理损公肥私严重和干部工作作风不正的问题，狠抓了干部队伍的廉洁自律和整风肃纪，这在当时辰清由团缩编为营，连队调出和撤并较多，不同程度存在管理混乱的情况下很有普遍意义。通过那次的蹲点连队乃至全营的风气很快好转，有力地促进了营连各方面的工作。蹲点期间，政委还亲自指导我们帮助连队支部，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吸收了一位一直表现很好，多年申请入党，群众威信高，但就是卡在出身不好的上海知青骨干陈忠谊入党。这件事因为是四营建点以来第一个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知青入党，在广大知青中震动反响很大。同时，王政委特别重视对知青干部的培养锻炼，吸收一批骨干参加工作组的历练就是措施之一。记得工作组撤点时，抽到工作组的苏学军就被连队干部群众充分认可，经营里推荐报团党委任命，直接留在三十六连做了连长，后来他和新派来的指导员一起，带领着三十六连的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营的前列。

王志远政委（后排中）

自己动笔通宵达旦

王政委扎实深入的工作作风不但在他带队蹲点中看得清楚，在我亲历所见他为自己准备重要会议讲稿的过程，也让我十分感动。记得也是1975年春，团里在孙吴团部召开过一次全团干部的春耕动员大会，每年团里对年初的这次会议都特别重视，因为它关乎到一年的生产甚至全年的工作。这次除了段团长做有关春耕生产的动员布置，徐东明副团长做第二批机关和营连干部赴大寨林县参观情况的汇报外，最后王政委要结合上述内容和团领导带工作组下营连蹲点抓基层的安排，以“夯实基础，带好队伍，抓好春耕生产，打好粮食翻身仗”为主旨做一个讲话。以前王政委的讲话一般都不大让我们帮他准备稿，多是他自己在本子上拉个要点的纲。但这次他很重视，会前几天就来到宣传股让我和孟广顺，按照他大致的意思先帮他起草个讲话稿。孟广顺原是三营的宣传干事，老高三的，理论功底和文笔都很好，当时是被抽到宣传股来帮助工作。临近会议的前两天，政委专门两个晚上来到宣传股的办公室，和我俩一起研究他的讲话稿。头一天，他看过我们写的感到不行，就帮我们重新“吹路子”，再重改一稿，我俩昼夜兼程地往出赶。在就要上会的前一天晚上，他看过我们的重改稿，有的部分较为满意了，但仍有不少地方觉得还不够到位。这时已近午夜时分，我俩因已经几宿没怎么睡好觉了，虽然还想继续地动笔改，但都已困倦难支地直打瞌睡，熬到后半夜的一点多种时，政委看我们实在困得不行了，就让我俩赶快到火墙隔出仅能容下两个单人床的小里屋去睡觉。而政委他就独自一人，披个棉袄，顶着夜寒，在外屋的办公室亲自动笔改起稿来，有的是在我们的稿上改，而很大一部分几乎就是他重写。后来当我们看到政委改好的稿子，不但佩服他蛮有个性工整有力的一手好字，而且被他深厚的理论功底、政策水平、及驾驭把握问题的能力所折服，同时更被他不辞辛苦、勤恳敬业的工作精神所感动。王政委他有多年陈旧很重的哮喘和肺气肿病，思考问题时烟又很重，经常是一咳嗦就喘不上气来，所以他随身总是用一种叫氨茶碱的老药在盯着。政委就是这样一直通宵达旦地把他的讲话稿写完。第二天到了会上，他也不是照着稿子念，而是时而看下，时而脱稿动情入理地去讲。他的讲话既很有深度，又紧贴问题的实际，有对策有办法，因此大家都感到听过他的讲话很解渴，能说到要害处，讲到点子上。

全家之恩

对王政委的了解和建立的感情主要是在兵团岁月经历的工作中，除此之外，在当时那个特殊艰苦的环境下，王政委的家人（主要是作为政委老伴的大婶及其几个子女）给予我们一家的特别爱心和关照（主要是因把我们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托付给大婶看护照顾），使我们也有缘领受到政委一家人给予我们的恩情，从中我们也进一步感受到了他们一家人的质朴和善良。

我和石立华是1974年8月结的婚，在孙吴的团部安家后1975年7月有了我们家儿子昕昕。那年我因在辰清九连蹲点，基本没怎么顾上，石立华坐月子的前后，是把我妹妹和我岳母找来各帮助照顾了一些天，待石立华休完产假就回保卫股去上班了。由于他们股里也是人手紧非常忙，孩子的日常照顾就成了很大的难题。开始她就把刚满两个月的儿子用被子毯子裹好，抱到股里的办公室放到同事的床上，自己一边忙着打理工作，一边抽空顾及一下孩子，但终归不是个办法。后来有热心的朋友推荐，建议去求求王政委的老伴来给看护照顾一下，说那大婶是既能干人又好。开始石立华找到大婶商量，大婶本人倒是非常理解愿意帮这个忙，但是她说得听听政委的意见。结果政委最初是不同意老伴来给看。政委考虑的理由主要是：解决知青遇到的这个困难，理应属于自己的责任，最好的办法应当是在团机关办起个托儿所；况且这又是一份有报酬的活儿，在自己没能尽到责任的情况下，让自己的老伴去做，总觉得情理上有些通不过。后来大婶看到天气越来越冷，石立华每天抱着个孩子去上班实在于心不忍，就又去跟政委说。石立华也去找政委进一步请求：托儿所办起来还得些时日，就请大婶应急临时地帮个忙，再说这种方式在团机关的家属中也已不是第一个。这次政委虽然没有当时就表态同意，但事后也就算是默许了。后来，在政委的关心过问下，团部机关办起了一个托儿所，收了我们和另几个有同样情况的孩子。而此前，我们幼小的儿子在大婶家一直被看护到能扶着迈步。那段大婶帮助照顾得非常精心，大婶忙不开时，在家的孩子们都主动帮她一把，特别是当时年龄小常在家的儿子小四和最小的姑娘小爱军，对我家昕昕都特别地喜欢，经常哄着抱着昕昕一起玩。每每政委看到这种情景，也都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甚至有时也过来逗上孩子几下。见此情景，我们身为孩子的父母和老政委手下工作的兵，心中总是流淌着一股暖流，饱含了我们对老政委及其全家人浓浓的感恩之情。

下乡三十年纪念日，1998年45连知青和王志远老政委合影

最后的看望

2009年的夏天，我和石立华利用高校放暑假的机会从上海回哈探亲。期间打听到王政委前段病得挺重，最近出院了在家，我们就赶紧联系了当时在哈的三团老战友王学（当年我们曾是团部一趟平房住过来的好邻居），相约一起去看看王政委，王学说他正好也想抽空要去看。大约是在七月底八月初的一天，那天天很热，王学亲自开车拉着我们到了位于南岗中和街省农垦总局老干部家属楼的家中来看望老政委。政委离休回哈后，我们来过这里几次，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们来给政委一家拜年，政委和大婶非要留我们吃过了饭才肯放我们走，说能和我们这些老知青们在一起多聊聊，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

这次看到的王政委，虽然看得出他见我们来，仍然是满带微笑特别地高兴和兴奋，但人已经是明显地憔悴和消瘦了，而且已经是很难说出话来，只能是借着手势和低微嘶哑的声音，再加上坐在旁边大婶和儿子三维的协助表达来和我们交流。大婶指着桌子上的一块写字板对我们说，政委他心里都还明白就是说不出来了，有时只好让他在这上写几个字，我们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大婶说，你们好多人的名字，他还都记得很清楚，也可关心你们的情况了，每每听我们给他讲起你们的事情，特别是知道你们成长进步的消息，他都特别的开心和高兴。

据大婶和三维讲，政委患的是帕金森脑血拴综合症，我们这次来看他之前，已经住过了两三次院。后来知道，就在我们这次与老政委紧握着双手、依依不舍辞别之后一个月左右的9月8日，老政委去世离开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次来政委家的看望，竟成了我们与他的最后一面。

老政委把他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北大荒的农垦事业，在他到三团带领我们“屯垦戍边”的难忘岁月里，我们从老政委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他虽然人离开了我们，但他身上体现的优良传统和可贵精神将永存！

他心里总是装着知青——怀念敬爱的王志远政委

王志远政委和北京知青在圆明园合影

原三团政治处组织股哈尔滨知青  毕文杰

一

二十世纪的1974年北大荒的夏季，位于祖国黑龙江之畔的黑河地区一师三团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由于实行“备战备荒为人民”“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加上处在边远高寒地带，运输费用极高，三团红砖奇缺，严重影响了全团的发展建设和百姓居住条件的改善。在王政委的运筹和力推下，团党委终于决定组建一支由知青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去完成建设砖窑的艰巨任务。王政委，这位从黑龙江省农委机关下派到赵光农垦局任党委书记，“文革”后期又来到三团担任政委的老领导，有着丰富的农场工作经验，此时他立即行动，把自己的谋划和团党委的决定变为实践，搭班子、定机构、抓宣传、建队伍，并把具体的组织工作交给了团工委。

白天，王政委下基层抓工作，晚上来到办公室，亲自指导我如何组建青年突击队等事宜。他指示我，要立即办一份简报，名称就叫“青年战线”，报头要用毛主席的字体，要利用这份简报，广泛开展宣传报道工作。按照王政委的策划和运筹，红头简报办起来了，知青报名参加突击队热火朝天的动起来了，一支120人的精干队伍建起来了！

	三团突击队的老照片 

一般传统建设需要三年时间完成的建窑任务，突击队只用了70天就奇迹般地完成了！这座砖窑的建成，一举改变了职工几辈子住泥草房的历史；在两批突击队中，共有3名突击队员加入了党组织，70多名加入了团组织，一大批突击队员日后成为全团的各级干部和骨干力量，建窑工地被称为“黑龙江边的延安”“兴安岭里的党校”！我深知:这一成功和奇迹的背后，是敬爱的王政委的隐功，正是他，为了三团的发展建设，为了改善职工的生活，特别是为了锻炼考验知青、发挥知青作用，做出了重要的、永存史册的贡献！

二

常听说，人生如能遇到一两个贵人，那是一生中最大的幸运，王政委就是我人生中的贵人和导师。在编写好突击队第一份简报后，我交给王政委审阅，这是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写的第一份简报，心中有些不安。“小毕，你过来，坐这儿”！王政委微笑着把我叫到他的身旁，接着他从文章的主题讲到结构、段落、详略、语言，又具体地指导我这篇简报如何修改，我连续修改了两遍才算通过。这是我人生中聆听到的第一位贵人所讲的第一堂课，王政委那语言、那动作、那表情，至今回忆起来仍清晰如故！这第一堂课，对我今后的人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1974年春季，三团召开了首届团代会，我被选为团工委副书记。在为徐东明副团长（团代会上被选为兼职团工委书记）起草团代会工作报告时，王政委满怀深情地亲自为共青团组织修改这份报告，并耐心地指导我撰写工作报告的要领。在分析和肯定知青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中的历史作用时，王政委在调研基础上深入思考，凭其自身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功底，紧紧结合三团知青运动的实际，深刻地写下了掷地有声的5句话:

知识青年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模范；

知识青年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闯将；

知识青年是广阔天地科学实验的尖兵；

知识青年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先锋；

知识青年是推动城乡互动的骨干。

可以说，王政委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情与农情相统一的独特角度，宏观地、正面地、积极地评价了知识青年的历史作用，客观公正地诠释了共和国发展历程中的历史事件，为全面、准确地评价和总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人文资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能归纳、提练出这样精辟的结论实属不易，充分显示了老政委丰厚的内涵和底蕴。

应该说，是王政委以一位长辈、领导与恩师的身份，满怀真情地培养了我，特别是指导了我的调研、写作、分析和提练能力，又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73年冬季，我跟随王政委去8连蹲点，住在一个宿舍里。第二天清晨在半睡半醒中，我突然听到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声，慌忙起床望去，只见王政委正在灶间，蹲在那里，柴火燃烧着串出火苗，他颤抖着身子，将生梨和冰糖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在柴火上烧煮，看来这就是治疗王政委咳嗽的药方了。我吃惊而慌张地说，“王政委，您没事吧？我替您煮吧？”“小毕不用，我这是老毛病了，一到冬天就犯，每天早上都要咳嗽一阵儿”！在我陪同王政委约一周时间里，每天早晨他都是这样剧烈地咳嗽，令人心疼、无奈、不安。白天，他时常用極少的时间听取指导员那延吉、连长孙红娃的汇报外，更多的是在调研。他多次来到知青干活现场、知青宿舍、知青食堂等地，与他们坐谈、闲聊，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情况；他指示连领导一定要安排好知青的生活；他还帮助总结连队重视抓好知青生活的经验。他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看书看报思考问题。

在孙吴团部时 ，王政委有一个习惯，就是晚饭后喜欢来知青宿舍（当时是办公室与宿舍合用），与大家谈工作、聊家常，关心每个人的生活，一直要到十一、二点才走。由于白天工作繁忙，我晚饭后自感疲劳 ，就想早点上床休息，而恰巧这时王政委又来“上班”了，一聊又是大半夜的，有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从玻璃窗上看到王政委来了，立即把灯关掉把门锁好，王政委见状只好返回。有一次，不知怎么了，在黑暗的屋子里面，偷偷地望着他远去的身影，突然想起我3岁时就逝去的、记忆中没有见过的父亲，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1970年5月28日，三营二连织网班的6名女知青，在完成任务返回连队时，所乘船只因浪大超载在黑龙江中翻船牺牲。关于为6名女知青建墓地一事始终没有落实。王政委来到三团以至于调到管局后，多年来也始终在协调三团及后来的红色边疆农场领导，并与牺牲知青的家长及相关单位联系沟通，力尽千辛万苦的努力，墓地终于修建完工。王政委为知青竭尽全力办实事的精神感动了无数知青和广大知青家长！

在王政委病危逝世前，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知青们纷纷赶到哈尔滨王政委的家里，深情而不舍地与敬爱的老领导告别。上海知青左亦超来看望时，王政委已虚弱的不能讲话了，他勉强坚持着坐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拿着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下了牵动人心、催人泪下的八个字:“我一生为知青服务”！

敬爱的王政委，您一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为百姓、为知青服务，您是人民的好公朴，知青的好引路人，您留下的精神财富，您的音容笑貌，永远与日月同在。

2019年9月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战友

王政委家事点滴

原一师三团党委常委 张德旺

三团团部驻黑河孙吴那几年，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是烧柴。因为冬天长，常常到3月下旬才开始化雪直到清明前后。最大的生活问题是烧柴。团机关统一供给的煤不够烧，各家都必须或长或短时间不等的烧木头柈子补充才行。那时看谁家过得好不好，一看门外的柈子垛就一目了然。有的家，柈子有新有陈，锯成四五十公分一段，房前屋后一、二、三、四垛，码成整整齐齐的长方条形。所以强调陈、新，是因为烧陈年的即前一两年前到家的已经干透的柈子，既节省又保暖，良性循环；而柈子少，就要不断地烧刚刚从山上弄回的新鲜木头劈成的湿柈子，点火就出现炉膛柈子冒出熊熊火苗同时丝丝拉拉往下滴水珠的现象，又浪费又影响热度。团机关不少住户实际是求各农业连队的马车或营、团的汽车拉点木头帮助解决。王政委自己却从不也不准家人向各单位开这个口，冬天就是靠老伴自己有空就拉着两轮小胶皮轱辘车上山砍柴。有一个雪天下午我去团机关，碰上一人满头满脸雪雾白霜拉着小胶轮车满载枯树枝走来。近看，是王政委夫人砍柴归来！机关的同志告诉我，几年来都是这样。以后，我先后到一师各团，二、三、四、五师的学大寨先进单位开会参观，有意问了不少人：有没有团长政委家属自己搞烧柴的，答案一个也没有。据此，说在整个黑龙江兵团和国营农场系统，政委是唯一自己家属上山搞烧柴的团级正职干部，大概差不多。

家属工作安排，对于领导干部是另一件众所瞩目的事，政委也高风亮节。政委夫人原是哈尔滨国营毛织厂的工人。两人结婚时，政委在哈尔滨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后频繁调转，赵光农场、三团、海拉尔局、北安局、黑龙江农垦总局驻哈办事处等多个单位，结果把夫人的工作关系搞没了。其实农场和兵团时期，每年都有安排家属当正式职工的指标，由团（场）批。而要求安排的的人多。王政委当然解决夫人工作的机会很多，而且夫人本来就是城市国营职工，不少与夫人情况类似的家属都早已转为农场职工并接续城市工龄。但多次机会，都因为争的人多，王政委都把指标安排别人，夫人的工作问题一拖再拖二三十年，竟至政委离休、逝世也没解决。政委逝世，总局领导看到政委夫人生活没有经济来源，才批准按照有关规定给她发遗属费每月450元。

4个儿子，都是兵团（农场）一线的普通农工，长子八连，次子十连、三子四十六连；老四学医中专毕业，在北安农场局医院先当了四五年烧大水壶的杂工。政委从没利用自己的权力关照或容忍别人照顾过他们上学、进好的技术岗位，乃至找对象等等。长子王卫国1972年在八连被推荐上大学，营里也批了，被王政委在团里直接拿下来，上学机会给了别人。从工厂下岗多年，现在和母亲一起生活，月退休工资仅2000多元的老三说：“我爸多次讲过，共产党干部第一条要干干净净。你们不要指望我给你们走后门，你们要靠自己。”

现役的张副团长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说过：王政委对人我佩服。好比两个人在一起，都很渴，有三杯水。你喝了两杯，王政委不计较；你三杯全喝了，他也不计较；还照样好好对你。无论在部队、地方，我经过的人多了；但象王政委这样的，就一个。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政委几十年如一日地实际做到了习近平提出的“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奋发有为”，无形中影响了三团的上上下下，为大家树立了为人做事的榜样；特别是对那些京沪津哈齐牧等城市来的知青干部，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王政委生前给我写过两次信。

一封写于1986年8月，那时我在北安农管局高中负责党务工作；另一封写于1999年5月，我已调回山东省东营市工作。

这次知青战友开展的纪念王志远政委逝世十周年活动，促使我重读王政委的两封来信。王政委的来信有对我和家人的关心，有对我工作的指导和嘱托，而谈的最多的是党的事业和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体现出王政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高尚情怀。

一、不忘革命传统，一以贯之的育人情怀。

政委回到哈尔滨后，在书店看到一本介绍第四军医大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经验的书籍，马上认真研读，他感觉对我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帮助和指导意义，及时买了一本寄给了我，同时在书的扉页上给我写了短信。

信中说：“这本书是我最近较系统的阅读一些政治工作书籍中，我认为是最好的一本。《军医》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未被污染，而且创造的经验。上次我曾向你推荐过此书。这次到哈市，正巧此书店有，希望你认真阅读，并能结合学校的实际，搞出我们的一套经验。你们尚年青，应有作为，有创造，有我们没做到的突破。”

收到书看过信后，我既激动，又感动。这时王政委已离开北安局到总局驻哈办任职。可他始终挂念着北安局的教育工作，时刻心系年青一代的成长，一心想把学校这块净土永保本色，把更多的农场职工子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中生，为大专院校输送更多的优秀学生。我认真阅读并学习四军大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结合本校高中生的实际情况，在高中学生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扩大非党积极分子队伍，在高二、高三学生中首次发展两名符合党员条件的学生入党。在总局教育工作会议上安排我发言介绍经验，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好评。

在全国高教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要创新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党组织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

王政委在离开农垦第一线，临近退休的情况下，还能一如既往关心农场建设，关心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在当时的理解完全符合习近平关于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神，这封信彰显了王政委老政工的革命情怀。

二、不忘边疆岁月，风雨同舟的战友情怀。

王政委在一九九九年八月来信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三团时期与青年的感情，他信中说：“我一生中工作最艰苦、斗争最复杂莫过三团这段，在这段工作中，我得到你们这批优秀青年的支持，给我工作增加了无穷力量和乐趣。我们共同无私无畏地在边疆建设中做出了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做的贡献。你们这些优秀青年是我真正的革命战友，我永不会忘，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王政委把知青作为战友永不相忘，而且想念这些知青战友，退休后把青年战友放在心上，可以说，战友情怀贯穿在他的后半生。

三、不忘党的事业，忧国忧民的家国胸怀。

王政委对党内腐败现象痛恨不已，坚决拥护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他在和青年朋友说话、与青年干部通信时，常常告诫战友们要牢记党的宗旨，身体力行反腐败，做廉洁奉公的好干部。

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面对比今天党的腐败之风，感觉我们当年不但无怨无悔无恨，而且更加自豪。王政委这种无比痛恨腐败，希望我们党建设得越来越好的家国情怀，愈是晚年愈是强烈。

重读王政委的两封信，我感慨万分，那发黄的信纸，有力的笔峰，字里行间饱含着王政委对我的关怀和厚爱，他是领导干部的楷模。

我永远怀念尊敬的王志远政委。

（ 2019年8月29日）

王政委和段团长回乡记

原三团知青：吳经建、魏峰

1996年8月，位于黑河地区境内的红色边疆农场发生了一件大喜事，时任红色边疆农场场长的李德宏。代表全场干部职工特邀原一师三团团长段松魁和一师三团政委王志远回访红色边疆农场。

这是王政委和段团长离开3团以后第一次回访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受到农场干部职工们的热烈欢迎。

同时受邀请的还有三团知青吳经建等七十多名知青。

农场举办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王政委和段团长坐主席台中央

在欢迎大会上，王政委和段团长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红色边疆农场的发展成就，并充分肯定当年一师3团艰苦奋斗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壮举。

对这一段历史，《生命中的兵团》一书（357页）记载了段松魁团长这样一段回忆：

“我和知青来往很多，还参加过他们组织的一个几十人的还乡团。走了三团的不少老地方。那里现在叫红色边疆农场。我在那里见到了我当年的非现役干部的政委王志远，他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老段你胜利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坚持不撤到孙吴，留在了大五家子，现在这里是场部，学校，商店，饭馆，新住宅区，什么都有了。我说:这是你们的胜利啊！是你们一步步实现的。”

段团长应北京知青王晓红之邀写下了大荒情的墨宝

熟悉三团历史的人都清楚，红色边疆农场的场部设在哪里一直是困扰发展的大难题。由于战备因素，场部从原设在黑龙江边，后移至潮水，再移至孙吳。段团长说：只要我在职一天，就不在孙吴县城建一砖一瓦。

据场志记录，兵团撤消后，直到1980年1月北安管理局仍然下文让红色边疆农场场部设在孙吳。

1980年6月王志远政委上任北安管理局书记兼局长，经过调研，于1981年11月7日，北安农场管理局发出《关于红色边疆农场场部逐步迁往大五家子的通知》。农场据此决定力争三五年基本建成新场部后搬迁。

1980年至1985年王志远政委出任北安管理局一把手，对红色边疆农场场部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场部迁回江边大五家子。带动了农场小城镇化的发展。以上照片是美丽了江畔明珠，红色边疆农场场部。

王志远政委和段团长说:老段你胜利了，也反映了王政委一生不争功名的作风。

1985年上级组织部门曾向王志远征求意见，告诉他在北安局长卸任后在去向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当农垦总局局长，另一个是农垦总局驻哈办主任。王志远政委说，我年纪大了，提升的机会留给年青的同志吧。他高高兴的选择了后一个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王政委。

王政委和三团北京知青吴经建在1996回访红色边疆农场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