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知青上山下乡对农村发展的作用
李继明
我是一名北京老知青。当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插队七年，我亲身经历了那个火热年代，很想用这个题目，谈我本人对“知青上山下乡对农村发展的作用和意义”的一些认识。
认识始于实践，我想从自己的插队经历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是1968年9月我在北京的初中毕业后到内蒙古昭乌达盟（现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红光公社光明大队插队锻炼的。我们一起到光明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一共有18个人，我们都是老三届毕业生，其中有四位是老三届高中生，其余都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9个人为一个青年点，被分到两个生产队。我们68届初中毕业生6人数又占18名知青的三分之一。68届初中毕业是什么概念呐？我们是1965年9月踏进的中学校门，1966年6月北京各学校掀起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一直在停课闹革命，68届初中毕业生正式在校上课时间不到一年，我们名义上属老三届初中毕业，实际文化程度只是小学6年级。
但这样的文化层次一群青年到了农村后也都成了当地高学历的人，可见当时农村普遍文化程度都很低，农村那时非常需要有文化的人。我们这18名北京知青到农村插队后，当时大队又是如何安排使用呢？这些人在农村生活轨迹又是如何呢？下面我简叙一下。
我们18个人当中有3个人，因为不适应克旗的高寒气候和艰苦环境，1人因病回城，2人转插到其它地区去了。剩下的15名知青，其中，有4名知青在生产队劳动不到一年，就被安排到大队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当时大队学校很缺老师，知青插队救了急恰如雪中送炭，正好派上了用场。文革结束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当地也有考上大中专学校的农民子弟，这些学生中有些就是我们知青老师教的学生。知青下乡为农村基层教育输送了力量，促进了农村基层教育的发展，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青年点还有一名知青在北京的学校时就是体育特长生，在生产队干活时间不长，参加旗里篮球赛脱颖而出，被旗相关领导看中抽调走了。后来被昭盟体校录用，成为一名体育教练老师。
我们两个青年点还有其余10名知青，有2名知青被抽调出来参加当时的贫宣队，归旗和公社领导，主要参加当地的斗、批、改运动，工分由所在生产队记，后来也招工选调离开了农村。还有两名知青被选送上学成为了工农兵学员。其余知青都是陆续招工选调进城的。说是进城实际是少部分知青分配在克旗街里工作，多一部分知青被选调到赤峰市城里工作。后来有些知青还成为当地单位领导和行业骨干，为边疆和国家落后地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北京知青又开始陆续返城，回到北京工作。
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现在已全都退休了。有1人是在正处职领导岗位退休，有2人在正科职岗位退休，有3人在教师岗位退休，有1人在工程师岗位退休，还有1人因为企业改制，买断工龄后自谋职业，其他人都在事业编和工人岗退休。没有人违纪犯错误，现在大家都过着幸福的晚年。总体上我觉得，知青在农村下乡经过劳动锻炼，磨练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树立了知足常乐的人生思想。吃过苦的人更懂得珍惜甜，知青对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情感。知青下乡不是毁了我们一代人，准确地说是锻炼了我们一代人。
当年，我们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的知青，和老乡关系都相处得很不错，劳动同工同酬，当地社员没有冷落和排斥我们。那时农村基层学习小靳庄，工余时间农村也组织开展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文艺活动，知青是演出的核心。知识青年和农村青年劳动在一起，排演节目也在一起，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我们知青最初干农活时有些笨手笨脚，不会干活干得慢，很多热心的社员都会主动上来帮助我们，我们也很快适应了农村的劳动生活。时间长了，知青们对农具的使用和如何种植也看出些门道，和社员讲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按毛主席说的这八个字的要求去耕作，粮食肯定能增产。队长听了觉得有道理，春天播种时，注重选优良品种，合理密植，改进老祖宗传下来广种薄收的种植方法，粮食收成逐年增加，队长对我们知青还是很称赞的。
每当我们过年回家，当地社员也会让我们从北京给他们带买一些物品，例如：围巾、鞋、药品等等。姑娘们求捎带的东西多些，村里姑娘们看见女知青穿着打扮大方得体，也受影响，所以知青回家她们也要捎一些城市时髦的东西，那时“铁姑娘”队的姑娘在地里干活并不土气，男青年和她们一起干活也增添了不少欢乐。
当地农村村民上茅厕有个很不卫生的习惯，先找一块小石头进茅厕，大便后不用纸擦用石头蹭，今天人们听后是笑话，当时农民确实这样。知青就把自己破书废报纸，放在茅厕某处一些，提供给社员公用。也和社员进行交流，讲一些基本的卫生常识，上茅厕不卫生现象还是有所减少。那时生产队社员晚上也经常开会学习读报纸，读报的任务自然也是我们知青。知青下乡对当地农村文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然知青下乡也会给生产队带来一些负担。例如我们青年点住的房子都是生产队无偿提供，而且是生产队较好的房子。我们初干农活时不适应，活干得比社员少，质量也差些，但生产队仍执行同工同酬，工分记得和社员一样多。秋天分口粮时我们知青按国家规定，口粮标准还要高出当地壮劳力。插队第一年知青点留下做饭的人员在生产队同样记工分等等。知青在农村的这些特别待遇，给农民增加了负担，但农民兄弟没人跟知青斤斤计较，因为那时毛主席说了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农民非常听毛主席的话。现在回忆起来，应该说我们插队的地方知青政策落实得比较好。全国其它地方也有知青政策落实较差的，那时全国有上千万知青在农村，农民的问题、知青自身的问题、知青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等等肯定都存在，但这些绝不是否定知青运动促进农村发展功绩的借口。
1971年以后城镇用工人数逐年增多，国家有政策，城镇用工基本从下乡知青和回乡青年中选调。我们北京知青也开始陆续离开农村了。我们15名知青从开始插队到全部离开农村，在乡下生活时间从4年到7年不等。
我在青年点坚持到了最后，大家都陆续选调走了，我一人在青年点又坚持干了两年。当时我也有想法，就是想好好干，争取在农村加入党组织。我16岁插队，18岁在农村加入了共青团，后担任了生产队团支部书记。我带领队里的团员和青年利用工余时间植树、积肥。在队长的支持下我们搞了青年试验田，小麦亩产创了村里的纪录。我们利用团队活动搞的创收，办了小图书室，活跃了村里青年的文化生活。自己动手伐树，请木匠做了篮球架，又买了篮球在村里开展了体育活动。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的。那时总觉得身上有那么一股劲。我们团支部曾多次被公社团委评为先进团支部，我被评为优秀团干部。我也成为大队党支部发展党员的重点培养对象。我经受住了几次招工的诱惑，但我最后没有经受住上学的诱惑。1974年我被贫下中农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离开了农村。我参加工作后入了党。
通过下乡，我深刻地感悟到吃苦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课。青年需要在学校学习知识，还需要在社会实践大课堂中去磨练，增加阅历，增长才干。我觉得书本和实践好比人的两条腿，两条腿交替向前迈，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持久，走得更远。如果只注重书本，不注重实践，或者只注重实践，不注重书本，都是“单腿蹦”思维，持这种思维的人不成熟，难自立，更不要谈谋大事，创大业了。这是我对下乡插队生活的一点体会。我的回答是，知青上山下乡对农村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下面我再谈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和经验教训，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总结。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五十年代中期的国家宣传、号召与本人自愿下乡相结合的方式，发展到文革当中一些地方一度采用行政命令、本人自愿或不自愿几乎“一刀切”必须下乡，出现了某些极左做法。文革中由于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学生过于集中，农村在接收、安置、农民和知青之间思想融合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到部分知青不能安心在农村劳动。如果我们在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上，少采取轰轰烈烈的运动方式，而是采取更为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方式，可能知青下乡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我国很多农村确实比较落后，存在生活困难，劳动艰苦，卫生条件差，文化生活匮乏等等现实情况。要改变这些落后面貌，就需要大量的有志者深入到农村去。代表社会思想最活跃、最激进、最有担当精神的有志青年不勇挑下乡重担，这个重担又推给谁人去挑呢？毕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老知青和当代青年都要深思的问题。
二、我们老知青是经历了国家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各30年的一代人，知青与共和国同命运。国家在两个30年发展中的成就和挫折老知青都见证了。老知青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是和共产党心贴心的一代人，始终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现在人民生活在变，时代在变，但我们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变，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能变。过去和现在，我们党和国家如何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重大课题。青少年时期是他们世界观、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最佳年龄段。现在社会存在多元化文化形态，不太利于青少年思想健康成长，从网吧、歌厅走出来的青年人，你再和他谈什么革命事业，谈爱国，谈社会责任等等，可能就有点对牛弹琴了。人民生活富裕了，但国家对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和革命的传统教育丝毫不能放松，这是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我认为，吃苦仍是青少年人生的一堂必修课，在向青少年宣传法制教育的同时，不能轻视德育教育的必要性。前段时间媒体向公众征集对家风教育的心得。我认为，一个青年的健康成长，家风时时刻刻在影响着青年，家法是家长不得已才用的。我们国家现在在加大法制治国力度的同时，不能忽略国风在治国当中的强大作用。国法、国风两手治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三、在国家改革开放前社会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过程中，同时也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那时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大力支援农业，农业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由于当时城市每个家庭几乎都有知青在乡下，全社会都在关注农村。那时为了便于管理各系统在农村都建有本系统的青年点，各行各业无偿支援农村物资和生产资料也增多，那时农民进城办事变的方便多了。全社会都很尊重农民，社会上基本没有坑农害农的事情发生，农民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这些也对当时农村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毛泽东时代，国家提出要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我认为当时三大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不同人群所处位置的起点不一致，如：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生在城市就可当工人，生在农村只有做农民，位置不能互换，这个差别很难缩小，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只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青年也到农村当农民，这样就把城市青年从高处拉到了低处，同农民放在了一条起跑线上。城市再用工统一从农村招，实现了城乡人员位置的交流互动，那时下乡知青和回乡青年在招工、招生、招干享受同等待遇。这个政策使回乡青年走出农村的机会大大增加，显示了社会的公平，是国家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步骤和有益尝试。
五、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也相伴着教育革命的尝试。毛主席当时对教育有这样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际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国家大学招生不再校门对校门，而是面对工厂和广大乡村，从有实践经验的青年中选拔，要想上大学，需先走下乡路。我通过那时插队的实践，今天仍认为，毛主席这个指示对快速培养农村本土人才仍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农村是个缺人才，又不易留住人才的地方，其原因有多种，我们农业院校办学方向守旧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国农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人不愿意去农村，也有些学生不喜爱本专业，改行做其它工作了，根源不在学生的选择，而在我们农业院校的办学方向存在问题。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这是农业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阻碍了农业科技化人才量化培养。我国的农业要科学稳步发展，必须要有不断壮大的农业科技队伍。这迫切需要农业院校进行“一校两制”改革，两制是；高考制和免试制。高考制班，生源仍走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四年本科学制，毕业后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学生走市场择业之路。免试制班，生源主要从有实践经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种田大户中免试录取，定向招生，学制要缩短，一年或最多不超过二年学制。教育要改革，走专业性强、操作性强、重实践的教学之路，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学生毕业后由农业院校颁发农业科技员证书，走从农村来回农村去的就业之路。免试班毕业生回到农村，国家在经济待遇上可以适当出台一些政策，让他们在农村干得有劲头、有奔头。这是加快打造我国具有农业科技水平职业农民队伍的需要。这也是我们当年知青实践与今天三农工作相结合与时俱进的一个建议，我觉得对今天加快新农村建设会有所帮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历经25年，有1700多万知青参与其中。这是毛主席党中央治国、强国伟大的战略部署，是加快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和缩小三大差别的有力措施，它积极有效地推动了当时农村的建设和发展。老知青的农村情在今天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奔小康中仍发挥着作用。25年的知青运动不但衍生出了丰富的知青文化，知青的农村实践也锻造出了伟大的知青精神，它对我们党如何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积累了宝贵经验。今天，我国新农村建设仍迫切需要知青精神。广大农民兄弟呼唤有知青精神的农村干部。知青精神是新中国农村建设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知青精神定会世代相传，永载史册。
（作者李继明，系1968年9月到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红光公社光明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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