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造就“国家精神”？

葛元仁

最近，媒体爆出一条奇闻：演员、富婆范冰冰获“国家精神造就者奖”。据说，此前以发表卖国言论著称的公知茅于轼也曾获此“殊荣”。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亵渎。

谁人才能够造就“国家精神”？这绝不是由西方的公司设个奖，并由他们抓来的几个评委就能说了算的事情。

什么人的行动才能造就“国家精神”呢？就是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那些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人的行动。

1968年我到山西农村插队，为了调查一个案件，找到了一个是后来解放军“临汾旅”因伤退役的战士。攻打临汾的战斗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第一个城池攻坚战。在调查完了后的聊天中，当他说起自己曾经参加了这次战斗时，我就请他说说当时战斗的情况。

从他的叙述中，我知道了，那时，我们没有大口径火炮，无法把临汾坚固的城墙打开缺口，一次次的冲锋都被据守在城墙上的敌人打退了。为了按时攻进去，上级决定组织“突击队”，队员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出发前，首先是每个突击队员按照自己的身高，挑选阵地前摆的一溜白茬棺材。把自己的背包，日常用品都放到自己挑选的棺材里，然后义无反顾地冲上阵地。他说：“自己的不少战友都牺牲了。晚上睡觉时，看着自己旁边空着的铺位，想起昨天还在一起睡觉的战友，就默默的流泪。”

后来我军采取了挖地道的办法。把地道挖到了城墙根，把炸药装在棺材里，埋在了城墙脚下，总攻时才把城墙炸开。进攻时，为了抵挡敌人自上而下的火力，减少伤亡，他们从老乡家里借来桌子，顶着桌子冲锋。在桌子上铺上棉被，再用水把棉被浇湿，敌人的子弹就打不透了。没有那么多桌子，就用门板，也是铺上棉被浇上水，这样才把临汾攻克。他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负伤后退伍的。

另一个是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排长，个子高高大大的，黝黑的脸上有一块黑痣，神情严肃。他们大队的干部告诉我，他在朝鲜战场上负伤被俘，直到停战后交换战俘才回国。当时，对于志愿军战俘的情况，没有任何公开的资料。调查结束后，我就试探着让他给我讲讲在美军战俘营的情况。

他眼望着远方，缓缓的说：“惨无人道，一帮混蛋！”

“美军根本不遵守国际战俘公约，采用捆绑、殴打、挨冻、不让吃饭等种种手段折磨我们中国战俘，还要在我们身上刺字，逼迫我们去台湾。我们在战俘营党组织的领导下，唱《国歌》、《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等爱国歌曲，树标语牌抗议，和敌人做了各种斗争，坚决不去台湾。”

我插队的村里，有一个普通的农民。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支前民工队”，从山西晋南推小车，挑担子，抬担架，转辗千里来到淮海前线支援解放军。直到淮海战役胜利才返回家乡，继续种地。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发出后，很多解放军官兵本来可以转业、复员，回家乡与父母亲人团聚，养儿育女，到机关工厂上班，当个“公家人”，每月领工资的，但是他们却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向往，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向北大荒挺进，去迎接新的艰难考验。到5月底，八万多复转官兵进入黑龙江垦区。其中，排以上军官六万多人，包括7个建制预备师、4个部队医院以及随军家属。有人做过统计，奔赴北大荒的14万复转军人中，老红军六十余人，老八路两千余人，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一万六千余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五万三千余人。荣获各级战斗英雄称号的182人，立特等功的408人，立大功的2929人。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八五三农场有一批转业军人，他们为了开发北大荒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老红军韩应魁1958年随转业官兵来到八五三农场，从1963年负责二分场四队场院的打更以来，风风雨雨、霜霜雪雪地20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岗位上。每天傍晚，他都把场院的角角落落仔细巡查一遍，拽拽苫布，看看粮囤盖严了没有；转转晒场，看看工具收好了没有，猪马牛羊鸡鸭鹅跑进来没有……不论在什么时候，四队场院也未曾丢失过任何东西。

一次农场组织部门无意中从档案中发现他是老红军，而且证明人是当年在团中央主持工作的胡耀邦和时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赖大超时，才知道他个人的真实历史。大家想起老韩头始终保持出门前一定扶正帽子，走路昂首挺胸、吃饭把碗刮得干干净净，从未听他说过半个“苦”字“难”字，这些老革命的本色、老革命的传统、老革命的精神在他身上无处不在。当场领导对他说：“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老韩头只是说：“咱和大家一样，吃有的吃，穿有的穿，咋说委屈了咱。”农场几次给他调换住房，他都谢绝了。本来他可以回河北和老伴、子女团聚，但他却把全家接到了农场，住在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里。老红军应当享受的待遇，他也不要，并且说：“花那冤枉钱干啥！”

这里还要说一下我的父亲。1964年底，父亲从第一次核试验基地回到北京。春节期间，他带队一起去基地参加核试验的助手们集体到我们家里来拜年。祝贺父亲领导的研究室荣立集体一等功和父亲荣立一等功。从他们的谈论中，我了解到了一些他们在核试验基地艰苦工作、生活的片断。当时在试验基地喝的水是用水罐车从很远的地方拉来的含黄泥的苦水；早上的洗脸水要留到晚上洗脚，洗脚水还要留下来洗衣服；白天温度四五十度，晚上又冻得穿棉衣时，父亲说，比起防化兵来说我们好多了。因为他在总控制站亲眼看到防化兵每次演练回来，从防化靴中倒出来的汗水。当时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能从靴子里倒出那么多汗水，后来在电影中看到这个画面，才知道当时父亲他们的生活环境是多么艰苦。

正是他们这批人，为了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造就了“两弹一星精神”才保证了我国能够在和平环境中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再说说改革开放年代。

大连知青孙奎连，是村里第一个入党的知青，现在是拥有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曾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村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种植和食用菌四个专业合作社，自己投入300多万元，一分工资也不拿，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用五年时间实现了村民人均1万元的收入。

曾下乡北大荒农场的上海知青宋新华，退休后带着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帮助农场进行土壤修复，降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生产安全生态的优质大米。60多岁的宋新华亲自在水田里为农民示范，从2007年的小范围实验，到2008年扩大到1500亩水稻、4000亩大豆，在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经过四年多试验和推广，2012年黑龙江农垦总局856农场有几万亩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农业技术。

原插队山西山区的北京女知青程炜，清华大学毕业，三次到农村插队。1997年自带资金20万元，放弃北京的舒适工作，离职舍家，到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山西省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进行开发式扶贫，经过17年不懈坚持，先后投入了100多万元，建学校，修路，直到自己累到，患病，才回到北京。

当年，作为带队教师带领知青插队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农村的天津农学院副院长郝广杰，70岁时，把自己的户口从天津转回毛家山，在那里重新修路架桥，开发毛家山，现在毛家山农村成为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典型。

原插队黑龙江逊克县山河村的北京女知青贾爱春，退休后2011年带着自己卖掉继承的遗产获得的几十万元和上海女知青徐桔桔（辞掉了月薪一万多元的工作）结伴回到第二故乡，重新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分别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合作社董事长（社长）。在2012年遭受旱灾情况下，仍取得了粮食丰收。入社农民的收入比去年有明显增加。2015年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四千元，提高到1.4万多元，翻了两番。

上海知青杨晓沪，一个老红军的后代，患有严重胆囊、肾脏病，被医生严令提前病休，宣判生命期不过五年。他回插队的农村养病时，应农民们强烈要求重新组织合作社，抱病挑头，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办起了合作社。经过两年奋斗，2014年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千多元，提高到1.3万多元，杨晓沪自己却倒在了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岗位上，顽强拼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天津知青张承永，2002年只身一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山沟——天津市蓟县下营镇大平安村，出任大平安村总策划，13年来，他对村民和农村发展的资助达到10万元。在他的推动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山村成了“文明生态示范村”、“农村旅游专业村”、“民俗文化特色村”。现在这个仅有90户人家309口人的“百米小村”，2014年春秋两季仅旅游一项收入就达500多万元。

正是从他们的行动中，提炼出了“知青精神”这一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雄壮化作平淡，当艰苦化作收获，当岁月化作清风，不变的、留下的总是无怨无悔。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意义，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祖国需要上前线，他们赤胆忠心，冲锋陷阵；国家需要开荒种粮，他们义无反顾，扎根边疆；国家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他们毫无怨言，连夜加班搞科研；国家需要解决“三农”问题，他们主动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不考虑自己的年龄和身体，又一次深入农村，为振兴乡村而奋斗。或许他们的个性被埋没了，或许他们失去了更美好的前程，甚至因为艰苦的条件连正常的基本生活都不能保证。可是我们却很少听到他们的抱怨、诉苦和愤愤不平。在他们眼里，时代岁月并不作弄人，作弄人的是人们自己不平常的心：自私、贪婪和攀比。

只有他们，才是新中国“国家精神”的造就者！

我们的媒体应当宣传这样的国家精神的造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