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泽：人生的分号（五）

    1978年4月29日下午，我正在翁牛特旗经济林场工地劳动，监督我的人到工地找到我：“柴春泽，有外调。”这是常事，开始我每天关在屋子里写检查，后来被告知可以和林场的工人一起劳动。我很高兴，认为自己的问题可能很快会解决，盼着回玉田皋。这次走到林场大门口，看管我的人说“把铁锨先放在门口吧”，我丝毫没有感觉，进到院里见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周围站满了林场的工人。从这些朝夕相处的工人脸上，我感到似乎要发生什么事。
    刚迈进我住的那间屋，一左一右站上来两个便衣，对面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专案组的人说：“柴春泽，听着下面宣布对你的处理。”站在我对面的人念起逮捕证……我像是在做梦，不是说只要说清楚就可以解脱吗？！不是说党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青年吗？！“给他铐上！”一个人上来给我戴上手铐。“这是你的行李吗?带上。“我被人架到大卡车上，心想，在电影上看到的监狱不是稻草铺地吗，怎么还带行李？
    到了翁旗看守所。一个人坐在那里审问我：“叫什么名?”我突然想起，这不是几个月前我到一个公社做报告，旗里派出的负责安全保卫的那个同志吗?他怎么能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只好回答：“柴春泽。”“犯什么罪?”“……”我真不知自己犯什么罪，如果说是“反革命罪”，我怎么能成为“反革命”呢?他也不再问了。吩咐我把裤带解下，鞋带解下。原来监号内怕自杀，我一一照办。“咣”的一声，我被推进一个监号。一个长条土炕上端坐着八个秃脑袋，脸像白纸。我一眼看到贴在墙上的“看守所人犯守则”：“不许说话，不许喧哗……”我仍像是在做梦。“喂！什么犯呀?”一个年龄稍大一点儿的犯人问我。我不敢说话。“没事，小声说，没关系。”他们见我不说话，互相小声说，“他这样是什么犯呢?黄上衣，蓝裤子，是不是转业军人?转业军人会是什么犯?”“是不是个强奸犯?”我听了大声说：“什么强奸犯!”站岗的战士听到了，来到铁窗前大声说：“柴春泽，不许说话！”
犯人们一听“柴春泽”，立即小声议论开来，“哎呀!我跟柴春泽一起蹲大狱来了。咱们这小小刑事案，三年、五年，没大事，他那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我心想，啊!人间还有这样一个地方。静静的夜里，月光穿过铁窗斜射在土炕上……
一天，我被押送到喀喇沁旗批斗。到会场时，武警一人揪着一只耳朵，场内一个女青年见后吓得大声喊“妈呀……”我只觉得昏沉沉的，像是在做梦。
    5月，我被押回玉田皋游斗。远远地看见很多乡亲们围在公社院内。走近时，只剩下一些席地而坐的中小学师生们。我是很想见见乡亲们的，可他们怎么都躲远了呢?中午饭是在公社食堂吃的，大米饭炖肉。我带着手铐的双手捧起大米饭时，泪水无论如何也止不住了，年轻的武警大声问：“你哭什么?”回想我们下乡时吃大米饭的情景，公社书记大声宣布，为欢迎知识青年，公社特意从粮站领回大米……而现在的大米，是用我们知青和乡亲们的血汗凝结而成的。
监号里潮湿，管理干部问我的毡子、厚被褥在哪里，我说“在农村时给困难户了……”公社领导当即决定，从公社取，多亏了公社领导给了我帮助。

    1979年12月13日，我正在监号内学习叶剑英建国30周年的讲话，听到所长喊“012号”，我立即答应：“到。”“搬行李。”不用问，又是调号。为防止闹事，看守所经常互相调号。我问：“去几号?”“搬出去……”我不禁大吃一惊，“搬出去”就意味着离开监号，还没宣判，怎么直接给弄到劳改队去了？在提审室，昭乌达盟公安局的两入端坐在那里，其中一人念材料。近半个小时．我的脑子乱极了，什么也听不清，只想着会怎样处理我。“依据党的政策撤销案件，对柴春泽予以释放”，这句话我可听清了
。“有什么意见吗?”这还能有啥意见，我马上签了字，又像是在做梦一样。公安局的人说：“以后有事，不要再找我们，要去找纪律检查委员会。”我一听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的组织，说明党还管我。公安局的人又说：“你先不能回家，我们送你到翁旗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到。”
中午，在翁牛特旗公安局食堂吃饭。我又习惯地面对着墙去站着。公安局的人说：“快来吃饭。”怎么，我还能和公安局的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我半天不敢坐，胡乱吃了几口，就说饱了。
回到赤峰后，到西大桥停车。公安局的人说：“我们送你去家里不方便，你自己回去吧。”从西大桥到家，不足两华里，我停下来四五次，像是在做梦，因为在监号内经常梦着中央来通知说柴春泽是错案，为我平反。现在是真的吗?我去翁旗纪检委，纪检委人说：“你没什么事了，就是开除党籍。”我一听；这是最高处分啊，怎么能说没事？我不能离开党。
我总觉得时时处处有人监视我。回家的第二天，刘立新带着鸡蛋和白面到我家看我。第一句话解释为什么离开农村，接下来就哭了。我心里想：她是党员，现在来看我一定是试探我，是不是真心拥护党中央。我就对她说：你去告诉组织部，我不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她一听，觉得我精神有问题，回家跟她母亲商量，要我去她家住(当时我父母去吉林治病，不在家)，她请假在家护理我。我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说：“我相信党，忠于党。”有一次上街，有人认出我，说：“那是柴春泽。”吓得我跑到公安局，面对墙站着。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但哭不出来，只想笑。这时我想起关押时有人告诉我，如果心里难受，就要哭出来，可千万别笑，一笑出来就完了。我就忍住了笑，过了一会儿，心里好受多了，头脑也清醒了。心想：跑到公安局来干啥，赶快回家吧。一个人如果20年前因五两大烟得了精神病，20年后他嘴里还会不停地说“五两大烟土”。我那时只会反复念叨：“相信党，忠于党。”立新非常着急，去问医生。医生说：“不要吃药，给他讲故事，不要老想那事。”她就给我讲一些书上的爱情故事。开始我根本听不进去，后来听进去了。不久我提出：”咱们结婚吧。”她答应了，但遭到家里人的一致反对，都说：“柴春泽一无党籍，二无工作，今后怎么办?”
那是1979年12月13日，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回到家里，刘立新来看我。她在我入狱后不改初衷，仍在等我。1980年3月24日我们办了结婚手续。结婚后，我成了辽河工程局职工家属，因为刘立新有工作，我在待业。我不甘心，就去盟、旗知青办要求回青年点。1980年6月4日，盟知青办给柴春泽开了个介绍信，“翁旗知青办：柴春泽同志仍是你旗下乡知识青年，望安排劳动场所。”由于玉田皋青年点已撤销，旗里决定把他安排在广德公南窖砖厂青年点。烧砖瓦的活很累，特别是砖瓦出窖时，人得顶得着高温干，但我每次都带头进去。1980年7月1日，我找到厂长、党小组长凌宝泉说：“我不能离开党……”老厂长一听脸转了过去，事后他说，他以为柴春泽找他要请假回家，没想到他说不能离开党。1980年9月，旗纪检委的同志通知柴春泽：盟旗正讨论恢复他的党籍，并对他进行复查。不久，旗纪委对我的问题做了复查结论：恢复党籍，免予处分，党龄连续计算。
    1980年10月，我招工到辽河工程局，被分配做配电安装工。刘立新怕配电安装有危险，找领导说：“春泽精神受过刺激，搞电太危险了。”局领导解释说：“电工是工人当中的好工种，算是照顾了。”
    1982年，我报考电大，被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班录取。毕业后，校长孙可澄非常
希望我到电大来工作。他对我说：“没想到你的事真难办，都认为你好，但谁也不敢办，你自已找一找吧。”我硬着头皮找到赤峰市市长才吉尔乎，向他说明了情况。市委常委会上讨论研究，获得一致通过，我的人生又划上一个分号，由此开始了新的一页。从事电大工作后，我先后负责学生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曾任过民理、革命史教学工作，担任过几十个班的班主任。此外，我还热心知青联络工作，2004年5月个人出资创办了柴春泽国际网站，面向全世界，面向所有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和关心知青问题的人士。2006年我协助当年插队的玉田皋建立了玉田皋网站，一直是由是由我对网站维护、管理。网上卖大米，办网站也在为家乡继续做贡献，说是扎根农村，不一定非扎在那个地方，现在心还在那儿。
    2012年2月，我退休后，很多关心我的朋友都问我退休后做什麽？我说，网络天地大有作为！我也是从共青团走过来的，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做为网络工作者为什麽不可以党有号召网有行动呢？
早在2004年5月28日，我在赤峰开通“柴春泽网站知青论坛”以此取代了1996年以来办了8年的《知青信息小报》（每期300份发全国各地知青朋友交流）。网站开通8年来每年都有新发展。现有注册会员10余万并形成九网联盟协同并进态势。这九个网分别是：中国知青村网、柴春泽国际联盟网、赤峰柴春泽联盟二号网、玉田皋网、赤峰远程教育网、赤峰知青网、赤峰社区教育网、柴元元教学文化网、赤峰电大校友网.此外还有两个论坛即“知青论坛”和“导学论坛”
“九网两坛”如何适应我国社会转型科学发展的新形势？如同全国数百个兄弟知青网站一样，我们面临着新的决择。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决定适应建立学习型社,利用互联网优势创办网上知青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还主编、参编了《当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当代大学生入学必读》《思想道德修养问答》《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中国知青口述史》《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型画册》等书和著作。我们的命运和共和国紧紧连在一起。我们成绩和共和国连在一起，我们跌的跤，我们犯的错误也是在共和国这片土地上，我相信在新时期，我们能够迈向新的生活，还会有新的人生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