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泽：人生的分号（四）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我曾整理过一个讲话稿，主要内容是中国和苏联有“七个不同”，因此，中国不会像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逝世后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在铁岭农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批准张铁生等25人大学毕业后当农民。安排我大会发言时，我讲了中国和苏联的“七个不同”。铁岭知青办听说我到了铁岭，就派人到铁岭找我，分别去康平县法库、开原等县为知青讲中国和苏联的“七个不同”。在开原县，我接到省知青办电话通知，要我立即赶到省里。
    1976年10月16日，省知青办主任王海峰和军代表向我和随行的王栋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同时传达了省委意见，要求我作为知青典型，做好广大知青转弯子工作。听到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我非常震惊，这种震惊如同1971年听说林彪等驾机外逃坠毁蒙古温都尔汗一样。但我是共产党员，党的纪律必须遵守，我当即表示拥护以华国峰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同时表示回去后做好知青们的工作。

     1976年10月17日，我参加了昭乌达盟委召开的县处级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会议中，盟知青办召集全盟的知青典型召开座谈会，由我做知青转弯子的工作。我起草了给盟委并转辽宁省委的决心书，内容是“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署名有柴春泽、王冬梅、王银刚、汤永东、张洁、姜宝泰、王东升、梁晓宾、毛德宝、朱义国、曲广荣、朴春香等。

    1976年12月4日，中共翁牛特旗委派人向我宣布，开始给我办学习班。吃、住在翁牛特旗经济林场，宣布了几条纪律：不允许和外界联系来往；不准告诉外界办班地点；如果有知青对给我办班不理解闹事，我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做好知青工作。就这样，我开始了与外界隔离的生活，每天写交待材料说清楚。一些过去的“功绩”转眼间变成了吓人的“罪名”；一些过去心目中党的化身的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野心家”；一些和自己交往较多的知青和各界朋友都成了“有牵连的人”。我的确有些蒙了，同样一句话从别人口里说出的都算不了什么，而对我来说就得说清楚；同样一件事别人参加了都是受骗上当，而我就成了“主谋”。1977年四五月间，我被拉回玉田皋乡批斗。代表公社党委发言的恰恰是我后来的爱人刘立新。我们当时的恋爱关系还没有公开，但在一些人中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74年底，我收到父亲一封信，内容是动员我不要在农村找对象，他已决定在城里为我找对象……
    我理解父亲，一直关心着身在乡下的儿子，可我这时已身不由己。在城里找对象，无疑意味着为回城做准备，那样全国知青都会骂我，因为我已说过“扎根农村，争取奋斗60年”。
    这时，回族女知青刘立新已向党组织表示决心扎根农村。一个少数民族知青，在生活不方便的情况下表示扎根农村，我很赞成。立新在知青点的表现也很出色。一次，我找不到放牛的，她就自告奋勇，当了十几天“牛倌”，得了急性阑尾炎，在乡镇医院做手术时，硬是在无麻醉药的情况下完成了手术。大队开会研究消灭农田虫害，刚散会她便和一女青年带着农药去灭虫……作为少数民族的她，在农村安家很难找到尊重她生活习惯的汉族，我应当以实际行动帮助她，因此，我就决定选择刘立新。一则证明我的确真心扎根农村，二则与少数民族结合也是与旧观念决裂。我还建议她把原名刘惠贤改为刘立新。
    这次公社批斗会上看到立新代表党委发言，我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她没被牵连到不许工作的程度。因为，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有问题的人是不会出面做大会发言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