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院士系列之一

“知青”院士名录

长期以来人们有个误判，就是上山下乡只能出文学和干部人才，甚生有人开玩笑的说下乡知青名人说相声的多，就是出不了科技人才，上山下乡造成了我国科学技术人才的断层。其实这叫没有调查的误判。我带着好奇心在科学界做了一番调查。结果有惊人的发现。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名录中看到，有过知青经历的科学院士48个。大家都知道，只有本人科学技术达到世界水平，才能被评选为院士。

1、陈 竺，江西省信丰县、横峰县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系统生物医学研究。

2、杨 卫，陕西省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固体力学研究。

3、赵国屏，安徽蒙城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生物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微生物代谢、代谢调节和合成生物学研究。

4、唐本忠，湖北省潜江市熊口农村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炔烃高分子合成方法论的开发及其功能的探索，聚集诱导发光现象的研究。

5、付贤智，福建邵武莲塘公社芹田大队插队，中国工程院院士。光催化研究。

6、白春礼，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八团，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荣誉会士（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印度科学院荣誉院士；德国工程院院士；丹麦皇家文理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纳米科学领域的先驱之一。

7、王 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中国工程院院士。水资源研究。

8、南志标，山丹军马二场草原队插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西部牧草、乡土草遗传与选育地基础研究。

9、郑晓静（女），湖北省麻城县白果公社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数理学部），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工程学部）。固体力学研究。

10、程津培，山西省平陆县张店公社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研究。

11、彭实戈，山东临沂县唐河乡小东岭村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应用数学研究。

12、王志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十团第三十八连，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物理研究。

13、翟明国，新疆军马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14、江亿，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节能研究。

15、祝世宁，江苏盱眙县明祖陵管镇公社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代工程和应用科学研究。

16、朱有勇，云南省个旧市插队，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生物多样性工程研究。

17、陈孝平，安徽阜阳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外科临床、教学和研究。

18、饶子和，江苏省兴化县周庄公社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与重要病毒和肿瘤相关的蛋白质结构、功能以及创新药物的研究。

19、林忠钦，四川省宜宾县双龙乡插队，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薄板产品制造与质量控制研究。

20、沈岩，陕西省延安县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基础医学研究。

21、杨宝峰，吉林大山林场插队，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大心脏疾病研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22、赵进东，四川省忠县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植物生理特别是光合作用的研究。

23、张泽，内蒙古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结构研究。

24、邓军，湖北省洪湖县燕窝公社插队，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地球科学与资源研究。

25、李兰娟（女）浙江绍兴夏履镇回乡知青，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学研究。

26、屈志国，内蒙古五原县插队，国际牙医师学院院士（国际牙医师学院成立于1926年，是由全球最优秀牙医师组成的国际著名口腔医学组织，同时还是口腔医学领域杰出贡献者的专业评价机构，授予的院士称号也是全世界牙医师的最高荣誉称号）。口腔医学研究。

27、林珲，南昌近郊县插队，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研究。

28、丁仲礼，浙江嵊州回乡知青，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29、    赵政国，湖南农村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研究。

30、崔向群（女），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农机连，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天文光学研究。

31、段宝岩，河北冀县插队，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电子机械、机电控制与自动化、工程结构优化等方面的研究。

32、陈纯，浙江象山插队，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科学研究。

33、许宁生，广东省普宁县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真空微纳电子学研究。

34、王恩哥，辽宁省辽中县乌伯牛公社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士，英国物理学会会士。凝聚态物理研究。

35、田中群，厦门知青，中国科学院院士。固体表面物理化学研究。

37、孙世刚，四川万县回乡知青，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研究。

38、刘旭，河北定州市回乡知青，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作物种籽资源的研究。

39、喻树迅，湖北麻城回乡知青，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棉花体系“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

40、翟虎渠，江苏涟水回乡知青，印度、俄罗斯、罗马尼亚农科院院士。长期从事作物遗传育种研究、农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育与管理工作。

41、马志明，四川省渡口市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973”计划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核心数学的前沿问题”项目首席科学家。

42、龙以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指标迭代理论，在国际上率先系统地建立了辛道路的指标迭代理论，并成功地应用于非线性哈密顿系统周期解轨道的研究。

43、郭鸿，四川邛崃县插队，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纳米电子学电输运理论，电子器件物理，材料物理，统计物理和计算物理。

44、丁文江，上海到江西插队，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性能轻合金材料与加工技术的研究。

45、李元元，1973年10月上山下乡，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属材料近净成形工程技术研究。

46、周其林，南京近郊农村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不对称催化合成方面的研究。

47、于起峰，南宁市心圩公社插队，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光测实验力学和测控光测图像技术领域著名专家。

48、武维华，山西孝义县回乡知青，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植物细胞信号转导分子机制、植物细胞跨膜离子运输调控机制、植物高效利用养分及抗逆的生理及遗传调控机制等方面研究。

这些不完全的统计说明，自然科学的人才，并没有因为上山下乡而发生“断层”。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角度衡量，这些脚踏实地的从知青到院士的自然科学家，对当今社会发展的贡献决不应忽略。因为过去宣传不够，造成了大家不了解，而出现了误判。

共和国的故事，知青的故事，是进行社会教育的良好教材。他们的事迹就是我们共和国前进的足迹

                                  葛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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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院士系列之二

知青”院士的上山下乡情结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1948那出生，1969年1月赵国屏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从上海到安徽蒙城插队。赵国屏说：“我去农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生物，属于比较理想主义的。”在10年插队生涯里，他带领插队组同学和生产队社员育种、搞试验田、修水利，渴望把淮北穷村变为富饶之地，自己也从毛头小伙儿成长为大队书记贡献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他真正“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完成了大学前的基本教育。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赵国屏却选择了放弃高考。因为他放不下改造农村的心愿。

“你应该多学本领，做农民做不到的事情。”直到第二年春节，在生产队长的劝说下，赵国屏清理完账务，才回到上海复习备考。

中国工程院院士付贤智，1957年出生，他从邵武一中高中毕业后，到原莲塘公社芹田大队插队当知青。他说，我1976年11月，调到大竹中学任教，在这期间一边教书一边自学。1978年参加高考，考出了物理98分、化学100分的优异成绩，被破格录取到北京大学化学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1957年出生，1973年从南京一所中学毕业后下乡到农村，每天与农田和牧牛打交道。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他还是南京农村的一名普通下乡知青，除草、耕田、收割是他每天生活的全部。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他重新拾起已经荒废4年的学业，准备报考南京大学物理学系，却由于激烈的竞争而落榜。尽管第一次高考失利，周其林却没有失去信心：“我反而发觉考试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困难，如果再有半年的时间，我一定可以考上。”于是在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二年，21岁的周其林以物理91、化学89的高分走进大学，成为兰州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学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1952年出生，1968年到内蒙古四子王旗半农半牧区插队，种了五年地。五年的插队生活，在江亿院士的回忆中，他们7名知青劳动之余对哲学共同的“酷爱”让他娓娓道来。他记得那时他们在油灯下攻读甚至可说是“研究”的经典著作有：《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欧洲哲学史》《欧洲文艺复兴史》等，他们想要从伟人们的论述中寻找对现实中诸多困惑的解答。

五年的重体力劳动，他们学会了各样农活，锻炼出一副吃苦耐劳的筋骨，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会进行“哲学思考”的大脑。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1956年出生，1974年于重庆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后到四川省忠县农村插队，在那里呆了两年多。当时，他一个人呆在生产队，一年出工300多天，每天工分最多是9分钱，队里根据获得工分的多少，发给他红薯、谷物等。在他卧室隔壁的仓库里，经常可见老鼠、蟑螂和蛇，他说：“那段日子使我受到很大锻炼”。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 1953年出生，后来下放到安徽农村，当时县里要求每个队都要出一个人跟着“赤脚医生”学医，陈孝平就这样被推了出去，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之后，陈孝平成了来往于各个村之间的“赤脚医生”。从最初的感冒肚子疼，到慢慢地可以处理复杂一点的疾病，这段经历让陈孝平感受到了作为医生的责任和魅力。1970年，县里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到蚌埠医学院学习。与陈孝平竞争名额的对手，选择进城当工人，陈孝平“笑纳”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正式开始了从医之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1954年出生，文革开始，杨卫实际上只读了一年中学。1969年01月不到15岁就主动要求到陕西省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插队，度过5个春秋。那段岁月，他一边务农，一边自学完成了初中的数理化课程。那时条件艰苦，总是漫山挖野菜，餐餐糠菜果腹，记得大冬天曾用井水洗手，双手冻得肿成馒头似的。

　这种深深的“知青情结”，串起了他人生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他说，“抓紧时间”、“做事认真”成为一生的理念。那时候他1天只有3个小时可以读书。

1973年09月被推荐上大学。他说“是农民推荐我上了大学”，毕业时，西北工大要他留校，杨卫坚决要到工厂去，当时就去了江西的一个锻铸工厂。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1953年出生 1969年8月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一师三团当农业工人、班长，1973年4月是黑龙江省安达县城郊公社繁荣大队知识青年。“我是在知识青年期间自学了全部初中和高中的数理化课程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江，1953年出生，1970年随着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来到了距上海千里之遥的江西偏僻小山村，开始了务农的生活。他说：“6年后，我学会了种田，也在当地首次用化肥种水稻、用农药来灭虫等工作，加入了共产党”。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1951年生，1969年由北京到山丹军马二场草原队插队，爱上了大草原。先后作为拖拉机手、草原技术员、科研与管理工作者已在草地畜牧业生产与科研领域工作了30余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1953年出生，1970年他听说建设兵团的战士是一群不戴领章、帽徽的军人时就毫不犹豫来到了离家千里的戈壁滩上，成了黄河岸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八团战士。当时的民谚说“苦不苦，一天二两土，今天不够明天补”；他住在“干打垒”的泥土房；每月领5元的津贴；买几分钱半斤的“全面粉”饼干改善生活；辛劳工作之余，他捡起了哥哥留给他的旧课本，就着昏黄的灯光，自学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课程。1974年，经过全连战士三轮不记名投票评选和参加文化考试，白春礼作为一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催化专业的学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翟明国，1948年出生，1966年翟明国即将高中毕业的他不仅是学习上的尖子，还被发展为党员，学校已决定保送他进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他到了新疆军马场。

在翟院士看来，自己当时的知青生活，并非像一些影片中展示地那般困苦；相反，当地牧工的热情与朴实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们一个月平均只有20来块钱，但却会把家里的鸡蛋煮好塞给我们。”对他而言，人生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故而滑入低谷。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怎么把马放好”。

中国科学院院士祝世宁，1947年出生，1968年底，他从南京市十中（今金陵中学）高中毕业，响应号召，到盱眙县明祖陵管镇公社花园大队插队。他说：“那个时候，真的做好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准备。”“我下乡的行李里，除了政治书籍外，还特意揣上几本在大学教书的伯伯送的《生物化学讲义》、《遗传学》和自己买的农业生产用书，想学点生物学知识为当地农村做点事。”晚上从田间收工回来，祝世宁便坐在煤油灯下专心致志地读书，常常到深夜。　

他跟当地的农民一样，上河堤、扒河工、插秧、收庄稼，后来因为生产队需要，还当过生产队会计，做过知青点的团支部书记。他说：“两年的插队生活，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知道了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的，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除了每天正常上工外，针对当地作物产量不高的状况，我在生产队的支持下种过试验田，尝试培育玉米、水稻新品种。”

1970年后，祝世宁在沭阳马厂柴油机厂工作了7年。在此期间，他将中学物理中学过的力学、热学知识以及自学学到的机械制图、电工学等各种知识运用到工业生产中，有时也搞点小发明、小革新。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进，却能改进工件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劳动强度。为了学习更多知识，祝世宁经常一吃过晚饭，就和一批年轻的伙伴去食堂看书，因为那里有座位，有电灯。“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但是，不同的环境能做出不同的成绩，这好比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就是要当好这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让机器稳定运转，螺丝钉也就得到了升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1957年出生，1975年高中毕业，到宜宾县双龙乡插队，2012年5月25日，他在母校宜宾六中新校区召开的校友报告会上提到，双龙乡是一个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地方。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1957年出生，中学时，他是校长在全校表扬次数最多的学生；1974年，在吉林大山林场做知青时，是效率最高的务农高手；1976年，被大家从四五百名知青中推选出来到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就读，他是学习拔尖的学生会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本忠，1957年出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唐本忠高中毕业后，到潜江市熊口农村插队。虽然农村繁重的体力活让他这样刚出校门的下乡知青苦不堪言，但每次打堤挖河后，有着坚定理想抱负的唐本忠总能心无旁鹜地在知青们满腹牢骚中埋头苦学。　

几年后，唐本忠招工到武钢一冶成为了一名工人。由于白天要上班，晚上怕影响室友休息，他于是找来小板凳，披着破旧的大衣，借着厂区昏暗的路灯看书学习。而这，曾一度是当时一冶厂区一景，更成了不少一冶干部职工教育子女的典范。

　　那段时间里，唐本忠常常省吃俭用，把每次二角钱的夜班补助费节省下来购买学习资料。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政国，1956年出生，高中毕业后，随时代大潮走进湖南农村插队。插秧、伐木、兴修水利、半夜睡在田地里看管稻田……插队期间,赵政国白天劳动,晚上就着柴油灯学习。在当年那个远比城市恶劣的环境里,赵政国反而将身体锻炼得更加强壮了。两年的知青经历,赵政国记忆犹新,“那段时光锻炼了我的毅力和意志力,让我加深了对农民的感情,也了解到农民的极大智慧,深深体会到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1976年,被招工到湖南怀化303厂的赵政国,当了一名车工。在车间里,赵政国借了一套微积分的书籍,宿舍的墙上被他写满了公式,短短几个月,他就自学完了微积分知识。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赵政国以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录取。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1948年出生，1968年，马志明从成都四中高中毕业，跟同龄人一起，响应毛泽东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四川省渡口市（如今的攀枝花市）当了一名炊事员。早就“想学一点东西”的马志明从中学同学方平的母亲、四川师范大学数学老师张芳那里得到的一包数学书。马志明记得张芳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你要什么书，就拿什么书。” 离开张妈妈家时，背了一书包数学书。

当然，盲目地读书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还辗转托朋友找老师求教。其中四川大学白苏华老师给了他很多帮助。白老师在川大数学系资料室工作。他指点马志明应该先学什么，后学什么。他告诉马志明在哪个领域有谁的作品值得一读。白苏华渊博的知识让年轻的马志明佩服，因为数学，两人结为几乎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他从一本“容易看懂”又“费点劲”的书开始了自学，“越学越高兴”，逐渐尝到了自学的乐趣，也不断增加了对数学的兴趣。

后来，马志明当上了伙食团长。再后来，马志明做了仓库保管员。做仓库保管员要干重体力活儿，特别是卸货时要扛很重的包装。但马志明却为转换工种而感到高兴，因为在不卸货时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研习他心爱的数学。他对记者回忆，当时慢慢就沉浸在数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了，也没有想到以后要成为数学家。

24岁那年，马志明听说大学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他跟市招生办公室联系，表示自己喜欢数学，也自学了一段时间，希望获得推荐资格。

工作单位同意推荐他。但在政治审查材料里，有人给他写了一句“不安心本职工作”的评语。为此他错过了这次机会。“我认为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读书了。这就是命运。”马志明说。

但3年之后，1975年，为他写政审材料的那位干部因为爱才，主动找他提出愿意推荐他读大学。27岁的马志明已经超龄，但幸运的是，他已有5年以上的工龄，因此，成了重庆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带薪工农兵学员。

马志明对记者指出：“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教学质量相当好。”他认为，自己自学数学，有人指点一下就可以学下去，这得益于当时打下的基础。功利色彩太重，是马志明眼中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病。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各种场合呼吁人们摒弃浮躁情绪，淡泊明志。马志明说，浮躁的风气是中国成为科学强国的大敌。这位数学家十分怀念当年自学数学时的生活。那时，他四处拜师，兴趣越来越浓。没有升学压力，没有奥数培训，也没有评奖和评估。

中国科学院院士龙以明，1948年出生，1968年，龙以明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当上了羊倌和马倌。每天与一千多只羊或八百多匹马打交道。“当年在草原上放羊放马时，从未幻想过有机会继续读书。”龙以明回忆起那段马背上的时光时说，“但那些年我学会了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做事。特别体会到在任何环境下，只要努力，总是有希望的。”他原本没有憧憬过做数学家。读中学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了他的兴趣。1972年，他考取天津师范学院培养中学教师的进修班，回到课堂学习。他白天上班，晚上自学数学。“高等代数”、“数学分析”等大学本科课程就是那时在地震棚里念完的。

从他们度过的“知青生活”中，是否能够对我们有所启示？

                                        葛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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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院士系列之三

“知青”院士们的理想和信念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1978年年届30时从安徽蒙城插队的农村考取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他在担任从班长到系校学生会领导的同时，还参加了从微生物生长生理到宏观生态学的各种科研实践。大学四年是赵国屏勤学苦练的四年。

1982年毕业前，赵国屏又面临一次抉择。当时他是学生身份的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他所任班长的微生物专业被评为上海市三好集体，学校希望他留下来，给他科研和行政的“双肩挑”任务，培养他“进步”。不过赵国屏认定，做科研就要踏踏实实从头做起，于是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生所的硕士研究生。

    1983年，赵国屏获得上海植生所推荐，顺利通过了CUSBEA的笔试和面试， 1990年，赵国屏获得普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1992年，已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两年的赵国屏，决定回国。回到上海的赵国屏，一开始参与了创办上海Promega（普罗麦格）公司的工作，为首任生产经理。从建设实验室开始，两年之后，不仅出了产品，而且开始赚钱。1995年，赵国屏回到中科院上海植生所，接下了以前导师创办的微生物次生代谢调控实验室。他首先着手改造了简陋的实验室，引进一位他在普度学习时结识的同事；一年后，实验室的三位老师，拿到了三个大项目。

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开始做大规模基因组测序，赵国屏代表中科院出任理事。同年，赵国屏在中科院创新工程的支持下，开始人类疾病基因的定位克隆工作。让赵国屏异常感慨的是，2001年，Nature Genetics杂志发表他和研究团队所做的克隆乳光牙Ⅱ型疾病基因成果时配发了评论说，定位克隆已经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

中国工程院院士付贤智，是从福建邵武莲塘公社芹田大队插队的农村进入大学校门的。1993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知名学府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在该校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年，麦迪逊大学为了挽留他，以“杰出科学家”的身份为他全家办绿卡，许诺他4万美元的年薪及房子、轿车，但付贤智都一一拒绝了。对于这段经历，付贤智说：“我是50后，我插过队，能上大学不容易，我的经历决定了我要回国。”他说，出国就是为了看看国外的教授怎么做科研，打算掌握了他们先进的科研方法，再报效祖国。回到福建家乡，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光催化研究。回国不到一年，他们便取得国家3000万元科技攻关项目。非典期间，他的团队研制了具有抗菌和阻隔飞沫的光催化剂抗菌口罩，调赴北京。

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1968年他插队来到了革命老区—临沂县唐河乡小东岭村。1971年被推荐入读山东大学物理系。197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学士学位。1986年获法国巴黎第九大学数学与自动化三阶段博士、普鲁旺斯大学应用数学博士、1988年至1989年，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2年获法国“领导研究资格”证书（即国家博士）。1986年，在法国的留学生活即将结束时，尽管导师、同事非常希望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能够留下来，但彭实戈认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应从个人得失出发，觉得，学成回国对于自己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从南京近郊农村插队的田农到大学课桌，他万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由于从小在南方水乡长大，周其林一开始并不适应兰州寒冷干燥的气候环境。有一次，他在路灯底下坐着念书忘了冷，结果冻出了风湿性关节炎，疼痛难忍，被同学送进了医院。“那时候，大家都非常刻苦，不肯放过任何一点学习的时间，常常彻夜攻读，否则就会觉得辜负了光阴。” 周其林回忆说，那时在路灯下念书而冻病的学生屡见不鲜，后来学校为了保护学生的身体，每晚12点就会准时熄灯，甚至连路灯也关掉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起峰，1974在南宁市心圩公社插队3年。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1981年毕业时他怀着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远大理想，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从此与国防科技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0年，组织上选派于起峰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他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只争朝夕地刻苦学习，仅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在德国通常需要6年才能完成的博士学业。学成回国后，于起峰带领大家深入研究我军未来武器装备发展需求，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在突破制约部队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技术上不懈探索。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曾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1973年底参加了文革中仅有的一次高考而进入清华建工系暖通专业学习。次年3月“开门办学”就开始下厂劳动，从二七车辆厂、878电子厂，到参加援藏团，他们的大学其实是在工厂里度过的，一起下厂的老师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给了他们许多难忘的教诲，从工厂里那些钳工、车工师傅们身上，他们也学到了实际生产的本领。这样，到毕业时连小学文化程度的同学也都能够作设计了。江亿说，实践也许是最好的老师。

1977年1月，他们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习，江亿被分配至甘肃兰州504厂，在车间干了近10年设备运行、维护。1978年9月，当得到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时，清华的老师立即告知几位“才子”回校应考。从此，江亿才开始在清华真正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从硕士到博士再到院士，他是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放在了书斋和实验室之外：地铁里的温度控制、为苹果产区的农民解决储存难题、帮助北京市政府解决冬季大白菜的储存……这些让一般人看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实际包含很深的学问，是人民经济生活中急待解决的难题。江亿说，自己从十几岁就与农民、工人在一起生活、劳动，如果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江亿在读硕士的时候成为最早研究北京地铁升温问题的人。那时没有什么课题立项，也没有研究经费，只是说有这么个难题需要解决。他常常带着几个本科生半夜两三点钻到地铁里去测。

1982年起江亿就参加了由山西省农科院主持的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苹果的产地储存技术》，负责其热环境原理研究及性能优化。他们利用当地现有的条件，为农民设计出窑洞储存苹果的土办法，就是打出几十米的窑洞，再在里面修一条通风道，让空气流通起来，通过调节窑洞内外空气的流通来调节温度，这样里面的温度就被控制在0-6摄氏度。配合他们研究的“自发式气调技术”，实现了与现代化储存手段完全相同的储藏保鲜效果。在窑洞里储存的苹果，到来年“五一”吃还是脆的。江亿说，我们的储存技术可以说做到了全球第一的水平，对苹果种植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那几年他到各地去都是乘火车，常常是站票来回。他估算过，一年中光站在火车上的时间就有近一个月。辛苦是辛苦，但农民的劳动果实，存到春节再卖一斤可以多挣2毛钱呢，他的成就感至今还是溢于言表。他也因此交下了好多的农民朋友。

当年“冬季大白菜”是北方老百姓冬季数月几乎唯一的“当家菜”，政府为了稳定菜价更是煞费苦心，其关键问题又是储存。江亿与在京的一位美国教授合作，应用采后生理学最新成果，找到了要求的控制参数和白菜腐烂的主要原因——乙烯浓度问题，终于与北京蔬菜所的研究人员一起，设计出新的储存办法，之后在北京市全面推广，后来连新疆伊犁的人都过来参观学习。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江亿先后为内蒙赤峰、辽宁沈阳等城市热力公司进行热力管网控制工程。这其实就是同方的前身“清华人环公司”的雏形。

他认为特殊的时代给了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从而养成了凡事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的思想方法。

江亿说，现在我们经常讲“与国际接轨”，但在建筑节能方面却是万万不行的！以美国为例，他们的房子其温度、湿度基本上都是人工调节，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因此他们的建筑能耗人均水平是我国城市（仅是城市，还不包括农村）的7倍。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如果采取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把全世界的能源都拿来也不够。

江亿认为，我国人民祖祖辈辈养成的节俭的生活模式、消费文化是非常宝贵的，千万不能丢。他对城市里鳞次栉比的新建筑其高能耗的现状非常忧虑，他拿清华的新旧建筑作了一番比较。有全封闭空调设备的新教学楼其能耗是旧教学楼的三到四倍。“这与建设绿色大学的目标是极不相符的，树要种，绿地要建，但节能降耗、做节约型社会的榜样是更加重要的大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1978年考入西南师大生物系，毕业后考取武汉水生物研究所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90年获美国德州大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4年在美国宾州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受聘为美国加州ABI公司研究员，曾获美国技术专利一项。1994年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事业有成并取得专利后，念念不忘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及丰厚的待遇，携妻、女回国。回国后，不计条件和报酬，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而且积极热心地接受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女），1951年出生，1969年，崔向群跟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一道上山下乡，被分到江西建设兵团农机连。此后3年，她白天跟着师傅修拖拉机，闲时自学高中数学、物理，还跟着一位好友学习针灸。

1971年，崔向群获得大学推荐名额。然而，她的分配指标从上海某医学院，换成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专业也从计算机专业调到光学仪器专业。

崔向群对医学颇感兴趣，但仍然选择了服从分配。“对我们那代人来说，读书的机会太难得了，有书读就不错了。”崔向群说。

　　1975年于南京理工大学光学仪器专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飞机制造厂工作。但她为了专业对口，坚决要去江西光学仪器厂工作。

　　当她从南昌乘火车、转汽车又步行了好几里山路才到达仪器厂时，厂里组织干部问她：“你怎么要到山里来？我们想出都出不去呢！”

　　仪器厂没有给她安排任何技术岗位，而是让她去光学车间当工人。“山沟就山沟，工人就工人，只要能学以致用。”崔向群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偏远的军工厂里，崔向群想尽一切办法“没事儿找事儿干”：手工修磨透镜不仅操作累，还会在手上卡出很深的印痕，她就设计了一种手持夹具卡住透镜进行修磨；看到粘接透镜火漆仍在用人工手捏的原始办法，她就设计了火漆机；看到高速抛光机没人使用，她就主动要求试验高速抛光工艺……　　崔向群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的出发点就是要做事，学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她说。

1993年，崔向群受聘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南方天文台，沉浸在当时全球最大天文光学望远镜的项目攻关中。有一天，她收到导师苏定强院士的来信。信中，苏定强提出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光谱巡天的天文学战略设想，建立大视场兼备大口径的光谱巡天望远镜的构想。由于技术挑战难度非常大，项目组希望崔向群加盟。“参加‘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项目就是参加‘敢死队’，而你就是‘敢死队’队长。”苏定强向崔向群发出召唤。

　　得知消息后，欧洲南方天文台一再挽留她；德国一家大企业也邀请她去工作，并承诺两年后派她回中国工作……崔向群谢绝所有挽留和邀请，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国内。

　　在国内，崔向群一家三口挤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内，她每月工资也降到原来的40分之一。面对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研制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泼冷水。崔向群既要当“滤波器”稳定军心，又要当“推进器”鼓舞干劲，更重要的是要带领大家解决主动光学、拼接镜面、光纤定位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让中国科学家创新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望远镜建成。

　　繁重的工作让她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并伴有高血压，而她仍然通宵达旦地忙碌，还经常向同事们介绍“经验”：困了喝咖啡，睡不着吃安定。

她率领她的团队用12年时间攻坚克难，终于实现中国天文望远镜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与超越。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1954年出生，1970年16岁的孙世刚到四川万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他便考入厦大化学系。1982年毕业后，他考取了国家教委出国研究生，赴法国巴黎居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于法国巴黎居里大学获国家博士学位。

1987年底，他放弃法国一份有着丰厚年薪的工作，回到中国。孙世刚说，在那个年代出国，看到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是惊人的，我的想法很朴素：赶快回国，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教给学生，让差距不要再这么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1973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1982年和1985年分别获得同济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肝胆胰外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从事外科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40余年，已施行和指导施行各种肝胆胰手术1万多例，含肝癌6千多例。在裘法祖、吴孟超和汤钊猷等前辈的工作基础上，他在肝癌外科治疗和肝移植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提出新的肝癌分类；提出大肝癌可安全切除的理论；建立3项控制肝切除出血技术和1项肝移植术。这些理论和技术已应用到临床，效果显著；提出小范围肝切除（中肝切除）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的理念，为在临床上成功实施这一理念，他专门创立了不缝合胆管前壁的肝肠吻合术（文献中称“陈氏胆肠吻合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减少胰腺癌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胰漏发生，他创立用“U”形贯穿胰腺缝合技术实施胰肠吻合术，简化了手术操作，且明显减少了术后胰漏发生率，提高了手术成功率，文献中称此技术为“陈氏胰肠吻合术”。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同的高度评价，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Renzo教授2014年在《Nature》发表署名文章，称“陈孝平是国际肝胆胰外科技术改进与创新的领导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1951年出生，回乡知青。1975年毕业于江苏农学院农学专业，作为农民的儿子，张洪程始终情系农业、农村、农民。他跳出“农门”后又回“农门”从事农业科技的教学、研究和推广，倾力研究农学、农艺、农作，决心一辈子与“农”结缘。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维华，山西孝义县回乡知青， 1984年12月获得硕士学位，并随导师回到原北京农业大学工作。1988年1月，武维华由国家基金委资助赴美进行访问研究。1991年获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再到哈佛大学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在国外的生活轻松、安定。不过在1994年9月，出乎意料地，武维华回国了。“为什么会回国？” “很自然的事，你们为什么要问我为什么？”武维华自顾自答起来，“回来还是能做点事儿吧！” 当年他身在国外看到父亲家书中的一句话时，是如何涕泪纵横，“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你们回国服务”。

武维华说，“人的一生太短暂，要想做好很多事实在不易。我只能在植物生理这个领域做点事，哪怕只能做好一两件事，也就心满意足了。”

“做一两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不仅要能吃苦，还要耐得住寂寞”， “基础研究只是一个探索阶段。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再到应用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实验、实验、再实验、再验证，一项实验要走过五年、十年，也许一辈子才能得出结果来。”

在寂静无声、广阔无边的科学田野上默默行进，武维华似乎成了“山中无甲子，寒岁不知年”的隐士。“回国后的十几年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凌晨一点前后才离开实验室和办公室。”很多个春节，武维华也是在实验室度过。“大年初一，就歇一天吧。”家人对武维华的劝说根本起不了作用，“人要过年，实验室的苗子可不过年，它该长还要长，并不是大年初一就不长喽。”

新年依旧忙碌，更别说日常的周末、节假日。“不能休息，工作的头绪很多，每天都有不少事做。真的是习惯了，有一天不研究，反而浑身不舒服。”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国以农为本。关于农业，武维华忧虑得太多。因为研究领域“离农作物不远”，因为身在农业大学，更因为对土地、对农民的感情。

    院士们的行动说明“理想信念才是核心竞争力”。

                                                                                                                     葛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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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院士系列之四

听“知青”院士讲科技发展想到的

　　总有人认为，上山下乡少培养了多少人，造成我国科技发展落后世界先进水平。把上山下乡和科技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听到这种说法，我很诧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不少人都是带了书去的，包括自然科学的书籍，他们一天也没有放松在实践中的自我培养，所以才能从知青队伍中走出了48名院士。

一次看到曾是知青的赵国屏院士在给复旦大学的新生作报告时说：“回望自己的科研之路，单打独斗效率太低，很多突破性的成果都是通过大团队合作，通过跨学科、跨单位甚至是跨国家完成的。” 曾是知青的翟明国院士也认为，如今多学科交叉、宏量数据和大的科学技术平台，决定了团队作战、协同合作的大科学研究方式。科研人员需要有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必要的哲学修养。 茅塞顿开，原来是因为有人不了解科研是怎么进行，而得出的结论。

　　作为科技工作者，有必要谈谈这个问题。

      人类社会总体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社会科学是一般人都能够接触，容易理解的，而且往往个人努力就能够有成果。但自然科学不同，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入，已经被分为很多学科和专业，它们彼此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每一项科学技术成果的取得都是各学科和各种专业技术交叉的结果，只要有一块“短板”，这个成果就无法出现，也就是说不能只靠个人努力就取得成功。

    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有能够承担“试错”的物质基础，以不断积累经验，这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众所周知，旧中国几乎没有开展什么科学技术研究，基本上是依靠“洋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是在“一穷二白”的经济条件下开始的，国民经济首先要保证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不可能拿出大量的资金全面投入到各种类型的科研中去，只能采取重点而有限的投入。因为起步晚，资金有限，总体上看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在重点项目上，如原子弹、氢弹爆炸，人造卫星的发射回收，导弹核潜艇，人工胰岛素，水稻杂交技术……，与世界水平相比并不逊色，有的还领先于世界水平。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基础越来越雄厚，投入科研的经费越来越多，取得的成果相应增加。

　　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社会财富的消费者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增强了国民经济基础，有利于国家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以取得更多的成果。没有第一产业的农业的发展，属于第三产业的科技怎么能够发展呢？

    更重要的是，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从各类学校毕业了多少学生，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社会主义觉悟，能够抵得住金钱的诱惑，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 愿意在枯燥的，不断失败的情况下坚持下去。正如中科院院士翟明国说的，扎实的学业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教育不能以智育为培养的首要标准，不能只啃书本、太看重分数。好的教育应该使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 他在2016“科学改变世界”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的报告中说：“若一个人不热爱科学、对社会没有担当，谈何改变国家？改变社会？” 他以自己掏粪、新疆伊吾军马场的知青经历，鼓励年轻学子多参加社会实践，让自己成为一个“接地气”的人。“缺少社会实践会成为人生中的一大损失，这会导致一个人一直‘悬’于社会之上，而不能脚踏实地地往前攀登。”“人才的市场化、货币化使得人降格成商品，这是不能出大师的原因。” 翟院士还强调知识不应只改变受教育者本人“走出大山”的命运，知识改变的应当是家乡、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命运。 要想使得青年“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就要到实践中去了解中国社会的民情国情。而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实现。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树立为祖国、人民效力的决心，从而成为学习，研究的动力。

　　现在有一大批从知青队伍中走出来的理工科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级工程师，在科技战线上发光发热，默默地推动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

     笔者本人1968年插队，在农村7年，又当了3年工人，77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参与了很多国家大项目，总的感觉是，我国的科技水平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不是很大，正在接近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例如，今年作为技术专家参与的用重金属粒子加速后轰击核电站废料的项目，使得需要200年才能嬗变的核废料，在半年就能完成嬗变，就领先于世界。

现在又被邀请参加“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极深地下极低辐射本底前沿物理实验设施”项目。该项目是与国际同步进行的。

还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事情多问几个“为什么”。

                                  葛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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